青峰县委办公室。
桌面上，摊开着两份报告。
一份是柳树洼村土地补偿安置问题的“阶段性解决进展简报”。
字里行间充斥着“多方协调”、“取得突破性进展”、“部分款项已落实到位”的官方措辞。
另一份，是高启明送来的、字斟句酌的“市委督导组工作月报（第一期）”。
篇幅不短，格式严谨，条理分明地罗列了“清零行动”开展以来“发现的亮点”、“推进的难点”和“需市委支持的重点”。
高启明这个人，转换角色后，展现出了惊饶适应能力。
他不再是那个端着架子、试图掣肘的“监军”，而是真正成了一个运转流畅的“中枢协调器”。
凭借其多年在市委积累的人脉和沟通技巧，他总能精准地在市级各部门找到关键节点，或晓以“市委高度关注”的大义，或动之以私下情面，竟真的将不少县里久拖不决的死结，撬开了一道缝隙。
郑仪的目光掠过报告，眉头却并未舒展。
柳树洼的钱算是要回来了一部分，但安置用地依旧悬而未决，涉及到的历史权属纠纷和地方保护像一团乱麻。
清水河拐卖案重启流查，但当年关键证人迁居失联，原始案卷疑点重重，线索若隐若现，进展缓慢得令人焦心。
老水厂改造项目倒是有了接盘意向，可对方提出的条件极其苛刻，……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却又衍生出新的、更复杂的问题。
郑仪靠在宽大的椅背上，闭上眼，指尖按压着发胀的太阳穴。
这压力不再是具体某一件事的阻碍，不再是某个对手的刁难，而是来自于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本身，所赋予的、必须肩负起的更宏大的视野和更沉重的责任。
作为县委书记，青峰县几十万人口的“当家人”，他似乎突然被拔高到了一个更辽阔也更为复杂的观察视角。
柳树洼，不再仅仅是三十七户失地农民的委屈；清水河，也不仅仅是五个破碎家庭的悲鸣；老水厂改造，更不仅仅是一个亏损项目的盘活难题。
他看到的，是土地管理制度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滞后与漏洞，是基层治理能力在面对复杂历史积案时的捉襟见肘，是县域经济在谋求产业升级时因基础薄弱而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价，是法治建设在基层运行的艰难，是资源禀赋匮乏地区在招商引资时无法回避的被动与牺牲……
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像一把钥匙，一旦被强力撬动，打开的门后，露出的都是整个庞大而复杂的、盘根错节的体系性困境。
而站在县委书记这个节点上，他既是这些问题的“解铃人”，某种意义上，又是这盘大棋局中被“困”在核心位置的“棋子”。
他的每一个决策，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兼顾无数个维度的考量：
上级的考核要求、政策的刚性约束、资源的有限边界、错综复杂的人事平衡、历史遗留的包袱、嗷嗷待哺的民生需求、以及地方发展的长远利益……
“书记？”
高琳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带着一丝关牵
郑仪睁开眼，收敛起眉宇间的疲惫。
“进来。”
高琳拿着一份文件进来，放在桌上。
“高秘书长刚送来的，是几份关于兄弟县市在盘活闲置国有资产、优化招商引资环境方面的经验材料。他特意标注了其中几个关键点，可能对我们处理老水厂项目有借鉴意义。”
郑仪拿起材料，快速扫了一眼。
不得不，高启明很用心，也很专业。
“知道了，放这吧。”
郑仪放下材料，目光重新落回柳树洼的报告上，语气却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柳树洼安置用地的问题，我们之前的思路是不是太窄了？只盯着镇里那点存量建设用地。”
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林业局那边的调研报告显示，青山镇周边有几片坡度平缓的疏林地，生态价值不高，但交通位置尚可。能不能考虑向上申请，做一部分低效林地的‘占补平衡’，置换出来？或者结合柳树洼村民的技能特点，引导他们发展林下经济，用地矛盾是不是可以转化？”
高琳眼睛一亮：
“这个思路！确实跳出之前死磕补偿款的框框了！我马上联系林业局和国土局，让他们组织技术力量做可行性评估！”
“还有清水河案子。”
郑仪的目光变得深邃。
“重启调查是对的，但我们现在是被动跟着线索跑。省厅当年压案的疑点，那个关键人物……光靠县局的力度和人脉，恐怕触不到核心。”
他停顿了一下。
“请高秘书长以市委督导组的名义，写一份报告。不单是案情进展，重点分析此案当年草率处理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原因，以及当前侦办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请他利用市里渠道，直接报给省政法委相关领导。”
“从个案问题，上升到执法规范层面？”
高琳立刻领会。
“对。”
郑仪点头。
“问题本身是表象，根子在制度、在机制、在监督。我们一个县局撬不动，那就请更高层面关注这个‘点’背后反映的‘面’的问题。”
他的思维在高速运转，从具体的问题上抽离出来，努力俯视整个县域的治理版图：
“老杨头呢？联合帮扶组反馈怎么样？”
“医药费解决了，腿在积极治疗。但他赌博的恶习……心理干预效果不好，好几次又偷跑去镇上赌档，杨树根都快急疯了。”
高琳语气有些无奈。
郑仪沉默片刻。
“赌博……”
“通知县里的派出所，对辖区内赌档，进行一次拉网式‘打早打’专项行动，尤其是针对那些惯犯和开设者，力度要大！”
“再通知县民政局、人社局，联合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问题困难户’的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引导组。像杨老歪这种因身体或心理问题缺乏劳动意愿或能力的，不能只给钱治病就完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搞点简单的手工艺或者社区服务，哪怕象征性给点补贴也校关键是让他们有地方去，有活干，有事想，重新找到一点价值感和生活节奏！”
他揉着眉心。
“我们以前只想着解决生活困难，忽略了心理重建和社会融入。这也是短板。”
高琳快速记录着，眼神中带着敬佩。
眼前的书记，思考问题的维度正在悄然变化。
他不再只是就事论事地“救火”、“攻坚”，而是在解决个案的同时，有意识地梳理问题背后的共性，尝试在政策机制层面“补短板”、“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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