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探索与开拓，如同巨轮驶入未知海域，既有发现新大陆的狂喜，也面临着暗礁与逆流的考验。内部的研究陷入深水区，外部的模仿则举步维艰。
新成立的“古遗研析司”设于皇城一隅，戒备森严。来自南瞻洲的壁画摹本、结构图、材质样本以及那几块黯淡的水晶板被秘密灾此处。帝国最顶尖的学者、工匠和方士汇聚一堂，试图解读这跨越万年的信息。
然而，进展极其缓慢。那种光滑的墙壁材质，非金非玉，坚不可摧，且对已知的酸、碱、火焰均无反应，其成分与工艺完全是个谜。壁画上的叙事场景虽然震撼，但细节模糊，许多关键情节依旧缺失，如同阅读一部残缺的史诗。最令人头疼的是那些水晶面板，它们内部结构复杂无比，却毫无能量反应，如同死去的星辰，任凭学者们用尽方法，都无法使其重现丝毫光芒。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古遗司的主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亲王，在御前汇报时无奈地总结，“此文明之技，犹如书，其根基与我等所知截然不同。欲要破解，非一朝一夕之功，或许……需要全新的学问体系。”
就在众臣为此感到棘手之际，奉命旁听的太孙李昊，再次提出了他稚嫩却颇具启发性的看法：“皇爷爷，诸位大人。孙儿听闻，南瞻土着亦有关于此‘神人’之传。既然从‘物’上难以着手，何不更多借助‘人’之力？让研习院加大与各部落沟通，尤其是那些传承古歌谣最完整的祭司马麻，或能从其口传历史中，找到解读这些‘书’的线索？譬如，那控制台上符号的顺序，或许就藏在某段古老的祷词里？”
李琰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孙子的思路，跳出了纯粹技术破解的框架，转向了人文与口述史的挖掘。“昊儿所言，不失为一策。告诉周允和石纹，双管齐下，物与史并重。那些土着，不仅是归化之民，更是打开这万年之谜的另一把‘钥匙’。”
“定北港”的观海书院内，博尼法斯和他的学者使团陷入了深深的无力福他们被允许阅读一些公开的儒家经典、农书和医书译本，也被安排参观了港口的水力作坊和公开的算术教学。大唐方面表现得彬彬有礼，甚至愿意与他们讨论一些数学问题，但一旦涉及到更深层的自然哲学、工程技术核心，对方便礼貌地转移话题或直接拒绝。
他们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解释物体运动，却被唐方学者用更贴近实际的力学概念轻易指出矛盾；他们展示精心保存的希腊火配方残卷以期换取某些知识，却被对方工匠委婉告知，此物“过于粗陋，且不安全，我朝工坊早已不用”。
博尼法斯痛苦地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量”的，更是“质”的，是整个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论上的代差。对方拥有的，是一套完整、高效且不断进化的实用知识体系，而己方所倚仗的，更多是古老的思辨和残缺的遗产。他们带来的知识，在唐人看来，或许有些许启发，但远非必须。获取核心技术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亚琛王宫内，丕平推行的“东学”新政，遭遇了来自传统贵族和教会的巨大阻力。贵族们抱怨学习数学和几何是“匠人之术”，有失身份；教会则警惕任何可能动摇神学绝对权威的新知识，尤其当这些知识源自一个“异教”帝国时。仿制水车和织机的努力，也因缺乏相应的材料科学和精密加工能力，造出的东西笨重低效，沦为笑谈。
更让丕平郁闷的是，他试图参考东方模式加强王权、集中税收的努力，触动霖方贵族和教会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的“新政”非但没有迅速增强国力，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让他疲于应付。奥多伯爵带回的关于东方富庶强大的描述，此刻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兰克自身的落后与分裂。丕平开始意识到，模仿绝非易事，没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根基，强行移植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巴士拉，“大唐西洋货殖行会”的“技术换市场”策略取得了显着成效。周边地区对大唐的次级工业品形成了深度依赖，大量黄金和原材料源源不断流入巴士拉。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经济优势，也开始引发负面效应。
本地传统的手工业者大量破产，社会财富急剧向少数与唐商关系密切的买办阶层集中，底层民众的不满在积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种经济依附的危险性，试图联合起来，抵制唐货，保护本土产业，甚至出现了规模的、针对唐商仓库的破坏活动。虽然都被沈光迅速镇压下去，但矛盾的种子已经埋下。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潜在的反唐情绪，正在西亚的土壤中悄然滋生。
帝国的内外，皆面临着新的挑战。古遗司的研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欧罗巴的模仿陷入困境；就连看似成功的经济策略，也隐藏着长远的风险。李琰在听取各方汇报后，对太子淡淡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外邦之学，可资借鉴，然根基在我。南瞻之秘，关乎本源，当持之以恒。至于商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需张弛有度，善加引导。”
探索、交流、模仿、治理，每一条道路都布满了荆棘。帝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继续以其庞大的体量和坚定的意志，摸索着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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