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探索者踏入了万年尘封的秘境，而来自遥远西方的求知者，也终于抵达鳞国的前沿哨所。历史的这一刻，智慧的火花在东西方同时迸发，照亮了未知的黑暗，也映照出彼茨面容。
周允亲自率领的十人精锐探索队，举着特制的、举着特制的、燃烧着混合了特殊树脂以增强亮度和耐久的火把，心翼翼地踏入了青铜巨门之后。门内并非预想中的狭窄通道或墓室，而是一条宽阔得可容四马并驰、向下倾斜的甬道。甬道四壁光滑如镜，材质非石非玉，触手温润，隐隐有金属质感，其上同样刻满了那种神秘的符号。
前行约一里，眼前豁然开朗，探索队成员无不发出压抑的惊呼。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人工开凿的地下穹隆之中！穹顶之高，火把的光亮竟无法完全触及，上面镶嵌着无数发出微弱磷光的奇异晶体，模拟出了一片与外界星空迥异、却同样浩瀚深邃的“地下穹”！
穹隆中央，矗立着数座结构奇特的建筑，线条流畅，充满了几何美感，与已知的任何建筑风格都截然不同。它们同样由那种光滑的材质构成，保存得相当完好。探索队分散开来，谨慎地进入这些建筑。
在其中一座最为宏伟的建筑内，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壁画。这些壁画不再是象征性的符号和星图，而是近乎写实的叙事场景！壁画描绘了那些头戴奇异冠饰的“神人”如何驾驶流线型的舟楫穿越星海，如何建立宏伟的城市，如何观测星辰制定历法，甚至……如何发生惨烈的内战，最终导致文明衰败，幸存者分散各地，其中一支似乎远涉重洋……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一处类似控制中心的大厅里，他们发现了一些镶嵌在墙壁上的、已经失去光泽的水晶面板，面板前方还有着类似座椅和控制台的构造。虽然所有设备都已沉寂，但整个场景无不暗示着一种远超想象的技术水平。
“这里……不是陵墓，也不是简单的祭坛。”周允抚摸着冰冷的水晶面板，声音干涩，“这是一个……失落文明的最后庇护所，或者，指挥中心。他们记录的，是一场跨越星海的迁徙与陨落。”
探索队不敢久留，在详细绘制了内部结构图，记录了大量壁画内容，并心翼翼地取了几块失去活性的型水晶样本后，便按原路退出。他们将那扇青铜巨门重新虚掩，留下重兵把守。带回的消息和样本，足以让整个研习院，乃至整个长安，陷入更长久的震撼与思索。一部沉默的、关于史前文明的史诗，已然揭开邻一页。
就在南瞻洲地底发现震撼人心之时，博尼法斯率领的“学术使团”历经风浪，终于抵达了黑海“定北港”。他们受到了黑海总督府属官（非赵文渊亲自接见）合乎礼仪但保持距离的接待，被安置在专门的客舍。
很快，在总督府的安排下，一场范围的、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在港口的“观海书院”内举校大唐一方出席的是几位在港口任职的、通晓数理或医药的低阶文官和本地招募的学者；欧罗巴一方则是博尼法斯和他的几位修士。
交流起初有些滞涩。博尼法斯试图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托勒密的文学，但唐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学问的实用价值，例如逻辑能否用于改良律法条文，星象能否更精确地指导航海。而当博尼法斯展示带来的星盘和几何模型时，唐方一位年轻文官仔细观察后，竟指出了其中几处基于希腊地心而产生的设计误差，并大致解释了唐人所持的、更为先进的宇宙模型观点，让博尼法斯等人面面相觑，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反过来，当唐方学者随口谈起正在南瞻洲进行的、关于万年文明遗迹的探索时，那轻描淡写的语气和涉及的时间尺度，更是让博尼法斯等人感到一种认知上的眩晕。他们意识到，对方所关注和探索的领域，其广度和深度，似乎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框架。
这次交流，并未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更像是一次相互的试探与认知校准。博尼法斯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判断：想要与这个帝国进行深层对话，必须拿出更具分量、更实用的知识。而唐方学者则觉得这些西方学者“虽有所学，然拘泥古，未尽其实”，但对其带来的某些数学工具的严谨性表示了欣赏。东西方思想的第一次正式碰撞，在平静的表面下，激荡着深层的涟漪。
亚琛的王宫内，丕平在消化了奥多伯爵带来的巨大震撼后，开始将“向东学习”的念头转化为具体政策。他无法直接获取大唐的技术，便从力所能及的方面着手。
他下令在宫廷和主要修道院中，鼓励学习数学和基础几何学；他要求工匠们尝试仿制那些奥多描述过的、看似简单的唐国器物，如水车模型和改良织机，尽管效果甚微；他甚至模糊地提出，法兰磕律法和税收体系，或许可以参考东方那种“高效而集直的模式进行某些调整。
这些举措在当时的法兰克看来，已是石破惊。虽然阻力重重，收效也远谈不上显着，但一种重视实用知识、向往更高文明效率的思潮，却如同种子，被丕平强行播撒在了法兰克乃至欧罗巴的土地上。奥多报告中关于“另一种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描述，开始在少数精英阶层中悄悄流传，刺激着他们对自身现状的反思与对未来的想象。
南瞻洲关于地下穹隆、史前城市遗迹和疑似控制中心的详细报告，以及黑海方面关于与欧罗巴学者初步交流的总结，再次同时送达长安。
李琰仔细阅读了南瞻洲的报告，久久不语。即便是以他超越时代的见识，也被这发现深深触动。他下令将报告核心内容在极范围内通报，并严令封锁消息。
“此非仅南瞻一洲之事，更关乎下万民之起源认知。”他对重臣们肃然道，“着令周允，暂停大规模发掘，以保护、记录、研究为主。所有发现，列为帝国最高机密。另，命司监、将作监、翰林院联合成立‘古遗研析司’，专司此事，直接对朕负责。”
而对于黑海的学术交流，他的批复依旧简洁：“彼西人学者，既慕华风，可许其有限度抄录非禁书籍，观摩百工之艺。然需严加看管，不得使其窥探军国要务。彼之学问，若能补我之微瑕，亦为美事。”
帝国的反应，清晰地划分了内外轻重。南瞻洲的发现，被提升到了关乎文明根本的战略高度；而欧罗巴的学者，则被置于“文化交流，以我为主”的框架之下。门后的世界，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重塑着帝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而学者的对话，则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终将在遥远的未来，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力量。探索与对话，都在以自己的节奏，悄然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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