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产量庞大、品质如一的商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肥皂，需要对温度的精确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热的差异，但始终没有衍生出温“度”的概念，生产生活中对冷热的把控，基本靠经验。
在炼铁、烧瓷、熬糖、煮酒等行当，能凭火焰、水蒸气颜色和浓度等现象把握温度的“炉头”“灶头”，都是最核心的工种，因为这些人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保证生产效率，帮助雇主稳定产出，减少损失。
同舟社的制皂产业当然不能再指望这种靠经验的笨方法，徐泽想制作温度计，以目前的条件，制作水银玻璃管温度计，是想也别想，他要做的是双金属温度计。
其原理比较简单，就是利用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合在一起作为指针，一端固定在表盘上，当温度发生变化，金属片指针就会因膨胀系数不一样而滑动，通过指针滑动的幅度，就可显示温度的高低变化。
设置刻度也不复杂，利用硝石溶于水后吸收热量的特性，可以制造冰水混合物，取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0度，沸腾开水的温度为100度，划定两个刻度，在这个范围内，把表盘划分为100份，然后以此下浮零下50度，上浮300度。
后世的双金属温度计测温范围一般在零下80度到500度，理论上讲，徐泽设想的这个双金属温度计实现的可能性很大，要反复实验的，无非就是选用哪两种金属。
考虑到以后各种实验需要记录长度、重量、容积等精确数值，徐泽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标准精细和规范。
“度”即长度，“量”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后世很多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非常落后，其实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尺度，对于规范商品交换、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比如官府收取百姓的税赋，通常是粮食、布帛等实物，如果不统一“石”“尺”等计量单位，不仅无法统一税收标准，油滑的地方官吏也绝对会上下其手，残民害民，肆意毁坏国家根基。
实际上，中国这种自古便注重大一统的政权，历代王朝对度量衡的统一和规范都极为重视，都设有专门的职司来管理，不仅不落后，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领先于整个世界。
大宋统一下的征程，也是统一度量衡的过程，禁军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标准上，还有重大突破，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创制了精确到钱一级的戥子，一直用到后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改秦汉以后一直为圆柱形的斛为口狭底广形状，而度器则多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国初，朝廷法度森严，多次诏令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
但随着民用市场不断增长，朝廷开始为了创收，先是售卖官造的斗秤升尺，后来又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
自此，量法开始崩坏，地方州县官吏为了多取于民，乃私设大量喝加耗，民深受其害，如淮尺约长36厘米，就超出了官尺很多。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泽自然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操心全国的度量衡是否崩坏，但在梁山内部的生产生活中，还是非常有必要实现度量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不然的话，各类实验都难以得到精确数值，也别想大批量规范化生产。
重量还好，戥、秤两类衡器大到斤，到钱，以如今的科技和生产力，已经够用了。
至于度器，此时的长度单位已经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丝、忽、微，均是十进制，但其实都只是概念而已。显而易见，以此时的工艺水准，厘以下的毫、丝、忽、微还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根本就无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单位有石（读音“担”）、斗、升以下还有合（读音“各”），一升为十合，每升约合后世的585“毫升”。
不管是常用的最长度单位“寸”，还是最体积单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适合作为记录实验数据和规范化生产的计量单位。
后世，随着“我大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国饶自信被摧毁，便是度量衡这类文明尺度也被迫与“世界接轨”，此时大宋虽然也打不过辽国，但好歹两国以南、北朝互称，彼此之间只是兄弟关系，辽国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参照大宋。
若是自以为掌握了后世“真理”，便照搬后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是相当愚蠢的，改动过大必然会被时戎触，另行一套也无法与市场接轨。
后世，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普通百姓也顽固地坚守着斤、里、尺等传统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
徐泽的打算是不改变已有度量衡单位，只设计更精准的“尺”和“升”。
“尺”实际是最计量单位为厘（1寸=10分=100厘）的度器，“升”则是最计量单位为“圭”（1升=10合=100撮=1000圭）的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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