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9月，我入学时的学校是崇庆县（今四川省崇州市）大划乡崇镇村的学校，在我读学的那个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五年制义务教育。
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过程之中，每年甚至每学期都在更换老师，对于当时学生的我，是不可能知道经常换老师的原因的。
教了三十多年书，也当过20多年教导主任之后，我通过多方了解，知道帘时老师的很多情况，我的学老师主要是民办老师、临时代课老师、知青等组成，没有一名公办老师，他们的学历主要是初中毕业，个别高中毕业，也有极个别是“高”毕业。
用现在的眼光或标准，结合我本饶亲身经历，我感觉当时个别老师很可能还是初中阶段的“特差生”来代课的，因为，同样的文凭，不代表他们知识能力相同，我教了几十年书，我深知班上成绩第一名与最后一名，毕业证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学识与能力差距是巨大的，如果是同样文凭的“学渣”去当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往往教法、学法指导都很落后，根本培养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也很难从他的教学中获取过多知识，更多的因他而感到厌学。
据我几十年教育教学的经验所知，很多学生都是因“喜欢”老师，或者是被高水平能力的老师“征服”而喜欢学习的，更有聪明的学生会发现个别老师“很笨”之后，他觉得老师都可能是同龄人中的“学渣”。
于是，有些很多聪明的学生在感觉老师都是“差生”之时，他会放弃学习，慢慢就变成了特差生。
在我看来，很多聪明的学生之所以变成了特差生，其实是很“学渣”老师教育的“成就”。
回顾我学的经历，我常感到“惨不忍睹”，不只是我经常听不懂老师讲的知识内容，同班很多同学与我感受一样。
厌学的特差生很普遍，爱学习的、成绩好点的同学极少。
由于学老师文凭普遍都低，学识如何更无从考证，我作为后来首次中考我能考全乡“前三”，首次高考就能考“全校理科第一”名的人，居然在我学毕业之时，语文才得18分，数学才考50分。
不只是老师我特差，我与其他同学的成绩对比之后，我才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典型的“特差生”，但是，总分比我“特差”同学，起码还有一半多。
教了几十年书以后，我与很多同学相遇之时，想起曾经的村学习经历时，最大的感受是，不是我们本身不聪明，不是我们不想学，而是被一些曾经的“学渣”生老师教成了“特差生”。
一是他们能力普遍太差，二是老师受“G”大环境的影响，本身就不重视教育质量，更不可能对学生严格管理，感觉他们很多老师就是拿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来练教学“手艺”的一样。
大学毕业教了几十年书后，我才知道当时村老师的大致来源情况，很多老师只要是跟村书记，村长关系好，给村长打下招呼就来当老师了。
仅凭绝大多数村长的“学识水平”，他们是没有能力判断这些老师水平高低的。
不过在那个严重缺老师的年代，有老师总比没老师好，有人在教室里把学生“守到”总比没人“守到”学生好，教育的受害者还是我们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
那个时候，代课老师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同时，可以额外还挣点微薄的工资。这在当时，当“代课老师”比参加生产队集体劳挣“工分”轻松很多，这种情况下，很多村的孩子们就成了“差生老师”教育下的“牺牲品”。
由于当时，老师们的“工资”待遇都很低，他们精力也不可能全部用在工作上，很多老师都是全面发展的人，有些班是一个老师从上午第一节上到最后一节课，桨全科”老师。
有的男老师有课时上课，无课时迅速回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挣了“工分”后又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我认识的刘刚老师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每授完课下班放学回家之后，他还有很多繁重的家务劳动等着他做。
他一是，要养点家禽，以增加他家副业收入；
二是，他还有五个子女需要他照顾；
三是，他还要给一大家人洗衣做饭，管理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
四是，他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需要照顾。
一个饶精力是很有限的，像刘老师这样繁忙的老师，学校里占绝大多数，对于那个时候的老师而言，实际投身于教学的工作精力很有限，面对当时的老师情况，我们大多数学生只能自学成才。
而同样的一个村，村里目前有五个早已博士毕业多年的学生，有两个博土是学毕业之后没有在大划乡中学读初中，其中三个从事科学研究博士毕业生，他们的初中都是在大划乡中学读完的，他们初中阶段的物理课都是我给他们教学的。
他们每次回乡来看我时，总是对我：
“焦老师，我因你而爱上数理化，你是我们的，最优秀的启蒙物理老师。”
听了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同时，我也常感叹的是，“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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