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真的要走下坡路了吗？我们在后面细细道来。只是，柳下惠却是没法看到了。
公元前621年12月3日，周襄王31年，鲁文公6年，鲁国历史上一位杰出人物柳下惠去世，享年一百岁。
柳下惠是公认的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鲁国历史上又一位圣人级别的大牛人。
鲁国历史上，总共出过四位圣人。第一位是周公姬旦，被儒家视为圣人。第二位正是柳下惠，被称为和圣。第三位是孔子，人称孔圣人。第四位是孟子，人称亚圣。
和圣柳下惠，是与清圣伯夷、任圣伊尹、时圣孔子相并列的四大先贤，这是孟子的评价。用孟子的话讲，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之中负责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之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
为什么这样呢？
伯夷是商朝孤竹国国君长子，本应继承君位。但他认为如今大商王朝施行暴政，下到处是暴民，自己不愿事奉，所以隐居到了北海边，希冀着下清平。
孤竹国君只好将君位传给了伯夷三弟叔齐。但叔齐却非得把君位还给伯夷，伯夷坚决不肯接受，最后逃亡去了西岐，叔齐居然也追到了西岐。
两人都认为，商王朝都是自己要辅佐的王朝。但此时商王朝残暴腐败，故先隐居起来，等到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了，再去治理孤竹国。但后来武王伐灭了商王朝，伯夷、叔齐坚决不肯大周王朝的子民，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
对伯夷来，你周武王不是自己认定的子，自己不会去辅佐；你大周王朝的百姓，不是自己原先大商王朝的百姓，自己不会去治理。
伯夷就是这样一个人，下太平，就出来做事；下混乱，就退居田野。事奉君主，并不是为了权力和财富，而是要看是否值得自己辅佐。
这样的人，相当于员工挑选老板。用现代的话来讲，清高了不是？但人家确实有才啊。不管如何，孟子认为，伯夷乃圣之清高也。
伊尹也是大商王朝的贤人能人，其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担任商王朝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伊尹整顿吏治，体贴民心，洞察国情，实现了大商王朝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清明，辅政五十余年，为商王朝兴盛富强立下汗马功劳。
对伊尹而言，无论君主是谁，都可以侍奉；无论百姓如何，都可以治理。因此下太平也出来做官，下混乱也出来做官。伊尹很自信，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将百姓治理好，无论原来的下是怎么样的，自己一定可以使下太平。
这样的人，就是视下为己任，故孟子认为，伊尹乃圣之责任也。
至于孔子，我们以后会大讲特讲，综言之，孔子就是努力追求上进，总希望一展胸中所学，为社稷百姓作出贡献。但一旦他认为应该离开，就立即离开，绝不犹豫。一旦他认为舍不得离开，就会嗟叹惋惜，希望有所转机。
具体的例子就是孔子离开鲁国时，可以是一步三回首，希望国君挽留，走时也走得慢吞吞的。他也曾经赴齐国求官，但被拒绝后准备离开。结果他的弟子饭已经快烧了，米都淘了下了锅，要不吃完饭再走。孔子却要求将米从锅里挖出，大家立即收拾行装离开齐国。
在孔子看来，该追求的要用心追求，追求不到了要立即停止。该干就干，该走就走。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官就走人。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所以孟子认为，孔子乃圣之识时也。
孟子对四位圣饶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如果他们能有机会治理一个大国，凭其经纬地之才，一定能够人心归服，得到下。但是，如果要他们去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下，那他们都一定不会去做。
柳下惠，我们前面刚讲了大量他的故事，概言之，柳下惠就是一位不论国君是怎样的人，都愿意侍奉。而且不论给予自己的官职是大是，都能够认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当官时，他不隐瞒自己的才能，严格坚持原则为人处世。被罢了官也不怨恨，穷困时不忧愁，富贵时不炫耀，与谁相处都合得来。
这样的人，就是随遇而安，心平气和，所以孟子认为柳下惠乃圣之平和也。
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与这位和圣柳下惠相处一段时间，会不会感觉到一种超脱的为人处世气度？如果自己心胸狭隘，应该会变得宽容大度；如果自己尖酸刻薄，应该会变得老实厚道；如果自己牢骚满腹，应该会变得心平气和！
这样的人，当然足可以称之为百世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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