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议会关于政权变更的决议正式生效后的第三周，庆国皇帝朱秩煃在郢都（阿剌罕）的皇宫里召开了御前会议。参会的二十三位大臣中，有一半是世袭贵族，另一半则是近年提拔的工商业代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庆国宪法草案》。
“朕意已决。”朱秩煃的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波动，“即日起，庆国实施君主立宪。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宗室与贵族组成，下院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由内阁总理执掌，朕保留否决权，但否决需经两院联合复议。”
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手里的草案详细列出了权力划分：皇帝的军费审批权被限定在年度预算的15%以内，贵族的世袭领地需缴纳土地税，纺织、制糖等行业的垄断权将逐步开放。这些条款直指庆国维持了三十年的统治根基。
“陛下，”户部尚书，同时也是朱秩煃的表兄，出列反对，“祖宗基业岂能擅动？若议会掌权，资本家离心，国将不国。”
“离心？”朱秩煃翻开另一份文件，上面是韩国政变后庆国境内的罢工记录，“上周陈留的纺织厂停工三，要求涨薪三成；前吉利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货物，只因工头克扣了两成加班费。现在不是他们离不离心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保住他们不效仿韩国。”
他敲了敲草案中的“劳工保护条款”：“下院必须有工人代表，工资标准由议会审定，这不是让步，是止损。”最终，草案以十七票赞成、六票反对获得通过。
同一时间，雍城的秦国皇宫里，朱志邅正将《秦国宪法》的最终版交给内阁。这份文件比庆国的更激进：取消贵族世袭爵位，所有官员由考试选拔。
皇帝的权力仅限于外交礼仪与军队统帅，且军队调动需议会授权；铁矿、煤矿等资源由国家统一开发，收益按比例投入教育与基建。
“朕用三个月时间，看了十七个矿区的账簿。”朱志邅对内阁大臣，“每个矿区的管事都在虚报产量，中饱私囊。去年出口的铁矿砂，实际数量比账面上少了三成。再不改，秦国的矿藏用不了十年就会被掏空，到时候不用别人来反，自己就垮了。”
秦国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军方。五位世袭将军联名上书，称“议会不懂军务，干预指挥必酿大祸”。朱志邅的回应是直接公布了军费审计结果：过去五年，将军们虚报的军饷足够装备三个新式步兵团。随后，他将这五位将军调往预备役，由军校毕业生接任。
地处爪哇的周国则走了另一条路径。朱子垕没有立刻推出完整宪法，而是先成立“制度改革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人、学者、工匠等非贵族代表。委员会用两个月时间走访了三十个城市，收集到两万多条意见，最终形成的《周国改革大纲》，核心是“权力分层”。
“港口税由议会定，因为商人最清楚行情；水稻种植技术由农会管，官员插不上手；司法案件由陪审团裁决，朕和大臣都不能干涉。”朱子垕在向贵族解释时，用的是最实际的理由，“各司其职，谁也别越界，才能少出乱子。”
周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保留了“君主经济顾问”一职，由皇帝直接任命，负责协调议会与工商界的关系。这一职位既给了皇帝影响经济政策的空间，又避免了直接干预立法，被联邦各国视为“务实的折直。
地处暹罗的楚国改革启动最晚，却最彻底。朱季埱在公布《楚国宪法》时，同步宣布解散了从立国开始组建的“王室商斜，将其名下的船坞、仓库、种植园全部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国债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
“楚国的麻烦不在下面，在上面。”朱季埱在议会成立仪式上，“王室垄断沥阳湾的贸易，商人赚不到钱，就只能去偷去抢；官员靠关系上位，没人关心治水和修路。现在把权力交出去，不是放弃，是换一种方式守。”
四国的改革消息传到玄中城时，联邦议会正在讨论新的贸易协定。明国代表朱祁钧起初对此颇为警惕，认为“分权会削弱联邦凝聚力”，但看到四国提交的经济预测报告后，态度有所转变。
“看来资本主义的改良，确实有点门道。”朱祁钧在私下对幕僚，“他们不是在学虞国，是在给自己的制度打补丁。”
朱昭熙对四国立宪的评价则更为客观：“庆国的劳工条款，秦国的资源国有，周国的权力分层，楚国的族群融合，都是针对自身病灶的药方。这些改革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根基，但确实缓解了矛盾。”
四国的改革成效在半年后开始显现。庆国的罢工次数下降了67%，纺织厂的产量反而提高了12%；秦国的铁矿砂出口量如期增长，税收增加使军校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
周国的港口吞吐量突破历史纪录，吸引了更多联邦商船停靠；楚国的稻米产量因治水工程的推进，亩产提高了18%。
这些变化让联邦内的国松了口气。原本担心“韩国模式”蔓延的各个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四国考察，其中六个国家随后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内容多集中在“扩大议会权限”“规范税收”等方面。
联邦议会在年底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庆、秦、周、楚四国的立宪，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通过权力制衡、利益分配改革、吸纳新阶层参与治理等手段，其生命力仍在延续。”
报告同时强调：“这些改革并未消除阶级差异，只是用更规范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调整仍将不可避免。”
对于四国的君主而言，改革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国立宪的浪潮，成为联邦二十八年下半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既不同于韩国、代国的彻底变革，也不同于明国、宁国的渐进调整，而是在保留君主制外壳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系统性修补。
这种修补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时的联邦各国尚无定论。但至少在短期内，它让四国渡过了危机，也为联邦的制度多样性增添了新的注脚，证明在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改良，仍能找到存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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