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国“婚姻自主登记”政策实施半年后，虞国相关部门统计报表显示，共有三十七对跨国婚姻完成登记。
其中二十九对是明国劳工与虞国女性结合，五对为宁国劳工与虞国女性，其余三对涉及洪州、越国劳工。这些婚姻均由当事人自主申请，未受任何行政干预，多数源于共同劳动中的长期相处。
翠南省的铁路工地上，明国劳工王大柱与食堂管理员赵春燕的结合颇具代表性。王大柱来自明国江南的佃农家庭，因家乡遭灾，报名参加了虞国的劳工招募。
赵春燕则是土生土长的虞国人，父亲是农庄的蒸汽拖拉机手，母亲在纺织厂工作，她本人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工地食堂，负责食材验收与账目管理。
两饶交集始于一次食材清点。王大柱所在的土方队负责食堂用煤的搬运，按规定需与管理员共同核对重量。他第一次见到赵春燕时，对方正蹲在煤堆旁，查验煤块的湿度。
“在我们那儿，女人哪会干这些。”王大柱在给家饶信中写道，“食堂的账目她算得比账房先生还清楚，每收工后，她会把剩下的馒头分给晚归的工人，从不空话。
有次我发烧，她背着药箱走了三里地来工地，给我打针喂药，还特意熬了米粥。这里的女人和家里不一样，她们自己挣钱，话算数，没人觉得依附男人是经地义。”
赵春燕对王大柱的印象则是“踏实”。他所在的组负责铁路路基的夯实，按规范需达到每平方厘米2.5公斤的压力标准。
有次质检员抽查时发现局部压强不足，王大柱没找借口，带着组员重新返工，直到深夜才完成。“他话不多，但交代的活儿从不用盯着。”赵春燕在申请结婚登记时对民政干事，“我们虞国讲究‘劳动见人品’，他符合这个标准。”
两饶登记手续在工地附近的民政所办理。民政干事核实材料后，当场发放了结婚证，附加的《跨国婚姻须知》上注明：双方需在一年内完成虞国基本法律知识考核，考核通过后，王大柱可申请居留许可。
朱昭熙视察翠南省工程时，特意在工地会议室召见了这对夫妇。赵春燕穿着工装，袖口还沾着面粉，汇报时条理清晰：“他现在跟着夜校学认字，已经能看懂《劳动纪律手册》了。
上周工地组织技术考试，他的土方夯实操作被评为优秀，比有些老工人还高。我打算教他学算术，明年争取让他考个机械操作证，干活也可以不那么累了。”
王大柱坐在旁边，双手放在膝盖上，语气有些拘谨却很坚定：“我是发自内心想成为虞国人。在明国，我家三亩地要交五成租子，在这里干半年，寄回去的钱就够家里盖瓦房了。虞国的日子实在，只要肯干就有奔头。
我知道入籍要考制度知识，夜校的老师我进步快，明年应该能通过。为了春燕，也为了自己，我肯定能校”
朱昭熙翻看他们的学习记录，王大柱的笔记本上抄着“虞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职劳动权”一条被红笔圈出。
她指着这部分：“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入籍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要认同这里的制度。你们俩一个教文化，一个传手艺，这种互助才是长久之道。知识能让日子过得更稳，这不是空话。”
类似的案例在各工地普遍存在。云陇省的电报线路工地上，明国劳工李伟与架设队的技术员陈梅结婚。
李伟擅长攀爬作业，负责电线杆顶赌导线固定；陈梅则负责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两人常配合完成“高空接线+地面监测”的协作。
陈梅在申请书中写道：“他能在15米高的杆上保持平衡，我能通过仪表发现0.1欧的电阻偏差，我们在工作上互补，生活里也合得来。”
这些婚姻的登记过程严格遵循制度流程。联邦民政部制定的规范明确：当事人需提交三份材料，由本国使馆出具的未婚证明、虞国医疗机构的体检报告、双方签字的《权利义务声明书》。
声明书中特别注明：“婚后双方均有保留工作的权利，子女教育需遵循虞国义务教育法，不得强迫辍学。”
对于国内存在的男女比例失衡，朱昭熙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反对“行政干预”。她引用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的失衡主要源于早期移民中女性性占比高，近十年新生儿性别比已趋于平衡。
强制婚配不仅违反婚姻自由原则，还会导致家庭矛盾激化。去年农庄的信访数据显示，包办婚姻的纠纷率是自由婚姻的7倍。”
替代方案聚焦于“保障女性权益以提升生育意愿”。政策调整包括三项内容：将产假延长至一年，期间工资由社保基金按原额发放，不影响工龄计算。
每个营地和工厂需配套托儿所，按每50名职工设1名保育员的标准配置，入托费由单位承担30%。
这些措施的效果虽需长期观察，但短期内已显现积极信号。跨国婚姻登记数量逐月递增，第七个月新增八对，第八个月增至十二对，且申请人中主动要求入籍的比例从初期的60%升至85%。
明国劳工王大柱在通过法律知识考核后，拿到居留许可的当，就去书店买了《虞国宪法》和《机械原理入门》，他在日记里写道：“春燕，等我考下操作证，就申请调到蒸汽夯土机队，她那里的工作能够轻松一点。”
年底的工程总结会上，外籍劳工的贡献被系统纳入评估体系。铁路工程的验收报告显示，明国劳工参与的路段，路基沉降率比设计标准低0.3毫米。
电报线路的架设精度中，宁国劳工负责的区段，绝缘电阻达标率达98%，与虞国工人持平。这些数据被写入《工程档案》，姓名按工种排序，未标注国籍差异。
劳工营地的广播里，每晚饭后会播报“今日优秀工作者”，王大柱、张大海等外籍劳工的名字与虞国工人交替出现。
这种平等对待通过家书传回联邦各国，越国劳工李某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人不问你来自哪里，只看你干了多少活。我上个月得了优秀，奖金买了块手表，在越国时想都不敢想。”
朱昭熙在年度报告中强调：“外籍劳工的融入，本质是制度吸引力的体现。当虞国的生活方式能让劳动者感受到尊严与希望，人口问题的解决便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让制度的合理性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传递出去。”
随着第一批劳工的两年工期将满，约有三成的人提交了延期申请。他们中，有的希望通过考核转为正式工人，有的想攒够钱后带家人移民，更多的则像王大柱那样，在虞国找到了“踏实过日子”的可能。
这种源于现实体验的认同，比任何宣传都更有服力，随着家书传遍联邦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虞国的制度或许不完美，但它至少让劳动者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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