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佶焞站在玄中城议会大厅的廊柱阴影里，听着殿内传来的选举结果宣读声。越国皇帝朱瞻壑的名字被清晰念出时，他身后几个国君主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沈国使者攥紧的拳头微微颤抖，指节泛白，而朱佶焞只是沉默地转身，袍角扫过冰冷的石砖。这场选举的失败，比他预想的更彻底——不是票数的差距，而是联盟根基的崩塌。
他曾坚信“新联邦同盟”是铁板一块。沈国、庆国、代国等十余个国，因共同的资源匮乏、科技滞后与大国压制而抱团，在他任内形成对抗六大强国的政治力量。
朱佶焞自诩看透了大国的傲慢与国的生存逻辑，认为只要持续渲染“共同威胁”，联盟便能在利益博弈中存续。
但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当扬国切断铁矿供应、洪州冻结贸易信贷，当虞国与越国分别以“技术合作”利诱肃国、鲁国，那些曾信誓旦旦的“盟友”，几乎在一夜间便倒向了大国。
“他们不是没有野心，是野心太。”朱佶焞在返回沈国的船上上对心腹侍从低语，“大国指缝里漏出的一点利益，就够他们争抢了。”
他想起会议期间，代国皇帝私下向他透露的顾虑：“宁国的火器技术若能开放，沈国给的承诺再诱人，也抵不过眼前的实惠。”这种短视让朱佶焞心寒——他精心构建的“对抗大国”愿景，在国君主眼中，远不如大国之风中露出的一点点的资源重要。
更让他挫败的是，联媚脆弱性暴露了他与宁皇朱权的差距。朱权当年以吕宋之地的宁国，拉拢太祖系藩王，倾尽资源发展科技，硬生生在大国夹缝中奠定地位，靠的是对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与长远布局。
而朱佶焞的“国联盟”，本质上是利益拼凑的团体，即使共同的价值观与战略目标，也如同沙上筑塔，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崩塌。他试图借武洲之力消耗大国的构想，在联盟瓦解后，更显得如同梦幻泡影。
回到沈国都城，朱佶焞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见太子朱幼?。他将联邦事务总理任内的密档与联盟运作的笔记悉数交出，语气平静却带着疲惫：“沈国的路，该由你走了。联盟之事，勿再强求。”
数日后，他以“年老体衰”为由退位，带着少数侍从返回大明故都金陵。那里住着退休的宁皇朱权与赵王朱高燧，三位曾在联邦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藩王，如今在秦淮河畔的庭院里，偶尔会对弈品茗，却绝口不提联邦事务——朱佶焞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
朱佶焞的离开并未宣告国联媚解散，却让其失去了核心凝聚力。联邦事务总理选举结束后，六大强国按承诺解除了对中藩国的经济制裁：扬国恢复了对沈国的铁矿供应，洪州重启了与庆国的贸易信贷，越国向肃国开放了部分农业技术。
但这些“恩惠”带着明显的限制：铁矿配额仅为正常水平的三成，贸易信贷附加苛刻条款，农业技术多为淘汰的旧工艺。大国对国的提防心已升至顶点，任何可能增强国实力的举措，都被严格把控。
国君主们很快发现，离开联媚庇护，日子并未变好。沈国试图重启与葡萄牙的技术合作，却发现港口被大明联邦海军“例行巡逻”严密监控；庆国想扩大对洪州的生丝出口，却因“质量标准不符”被多次退货。
他们这才意识到，朱佶焞组建的联盟虽有缺陷，却是国在大国夹缝中争取话语权的唯一途径。然而，重建联媚呼声刚起，便因一个核心问题陷入僵局：谁来担任联媚新领袖？
沈国以“前联盟核心”自居，代国以“人口第二”为由争夺主导权，庆国则凭借与洪州的贸易关系试图崛起。各国君主纷纷遣使奔走，拉拢边缘成员，许诺“优先资源分配”“技术转移”，甚至暗中勾结大国以增强自身筹码。
这种内斗迅速升级：沈国冻结了代国在其境内的商栈，代国则策反了庆国的边境领主，庆国干脆向扬国“求助”，允许其在境内设立“技术指导站”——名为合作，实为引狼入室。
六大强国对国的内斗持乐见其成的态度。虞国情报部将各国的密信往来整理成简报，朱昭熙在批阅时批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扬国皇帝朱瞻塙则直接指示工业部：“向争斗双方出售淘汰的纺织机械，价高者得。”
大国的“中立”实则是推波助澜：他们向沈国提供劣质铁矿，却对代国开放部分火器零件贸易；对庆国的粮食进口设置障碍，却暗中支持肃国扩大农产品出口。
这种策略的成效很快显现。国间的内斗导致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沈国的工匠为寻求稳定生计，开始逃往宁国；代国的农民因土地纠纷，大批涌入越国的南亚次大陆。
六大强国的移民管理部门甚至简化了审批流程，主动吸纳这些“技术流民”与“劳动力”。据虞国户部统计，仅一年的时间，就有超过十万中藩国人口迁入六大强国，其中不乏掌握基础手工业技术的工匠与熟练农民。
当朱昭熙在坤泽城主持对武洲战争的筹备会议时，情报部门呈上的最新报告显示：以沈国、代国为首的中藩国，仍在为联盟领导权争执不休。
他们在边境陈兵对峙，互扣商船，甚至发生过数次规模武装冲突。而六大强国则借此机会，进一步分化瓦解国势力：洪州共和国通过商会资本控制了庆国的金融业。
明国以“维和”名义在肃国设立军事观察站，宁国则与鲁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实则将其纳入势力范围。
“让他们斗下去。”朱昭熙在会议上敲了敲桌案，“直到战争打响，他们的内耗越严重，对我们越有利。”
这些中藩国的存在虽碍眼，却已无法构成实质威胁。当六大强国通过分权改革巩固了内部权力，当对武洲的战争成为新的战略焦点，国联媚内斗，不过是大国博弈棋盘上无关紧要的注脚。
而那些在争斗中流失的人口与技术，反而变相增强了六大强国的实力——这或许是朱佶焞在组建联盟时，从未预料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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