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唐玄宗开元年间资深外交官，以“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直衔充任吊祭突厥使，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奉命出使突厥，执行册立酋长与吊祭事务，是盛唐边疆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执行者。其籍贯推测为中原仕宦之家，自幼研习经史、熟通外交礼仪与蕃邦事务，凭借卓越的政治素养与沟通才干跻身礼部核心官僚之列，其出使经历不仅见证了开元年间唐与突厥的复杂关系，更彰显了盛唐外交“恩威并施、抚宁四夷”的核心策略。
唐代主客司隶属礼部，专掌蕃邦朝贡、封爵授官与外交礼仪，主客郎中为该司核心官员，秩从五品上，而“朝议郎”作为正六品文散官，标志着徐彦兼具扎实的行政资历与清贵的官阶身份。开元年间，唐与第二突厥汗国虽保持表面和平，但突厥内部汗位更迭频繁，边疆局势暗流涌动——开元四年默啜可汗死后，骨咄禄系通过政变确立统治，毗伽可汗即位后虽与唐通好，却仍需朝廷以册封形式确认其合法性 。徐彦能受命出使，正是因其长期任职主客司，积累了处理蕃邦事务的丰富经验，且为人沉稳机敏、善于应对复杂局面，被朝廷视为执行此次重要使命的最佳人选。
开元二十一年，突厥汗国发生重大变故（推测为毗伽可汗重臣或亲唐酋长去世），朝廷顺势派遣徐彦出使，肩负吊祭逝者、册立新酋长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大唐的慰问之意，更要巩固双方的臣属关系。此次出使路途遥远且充满变数，徐彦率领使团从长安出发，经朔方军镇沿草原驿路北上，穿越戈壁沙漠抵达突厥牙帐。面对陌生的草原习俗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他始终坚守外交礼仪，既保持大唐使者的威仪，又展现出谦逊包容的态度，首先以吊祭使身份祭奠逝者，宣读朝廷祭文，馈赠布帛、酒醴等慰问物资，以礼制彰显大唐的体恤与尊重。
在核心的册立环节，徐彦严格遵循朝廷诏令，正式册封突厥指定酋长，颁授印绶、衣冠与赏赐之物，重申“蕃汉一家”的邦交理念，强调突厥需恪守臣属义务、维护边疆安宁。当时突厥内部存在亲唐与反唐两大势力，部分贵族对唐朝册封心存抵触，徐彦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一方面与毗伽可汗及亲唐派首领深入沟通，晓以利害、陈明祸福，巩固同盟基础；另一方面拒绝反唐势力的无理要求，坚守朝廷底线，既不卑不亢又不失灵活，最终促成册立仪式顺利完成，达成了稳定突厥政局、牵制吐蕃的战略目标。
出使期间，徐彦还肩负着情报搜集与文化交流的隐秘使命。他详细观察突厥的军政布局、部落迁徙与经济状况，记录草原地理风貌与民俗禁忌，归朝后提交的详实报告，为朝廷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他将中原的丝绸、茶叶与耕作技术传入突厥，又带回突厥的马术与畜牧经验，成为促进双方物质文化交流的纽带。此次出使的成功，不仅化解了突厥内部动荡可能引发的边疆危机，更使唐与突厥的和平关系得以延续，为开元盛世的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
完成使命归朝后，徐彦因不辱君命受到朝廷嘉奖，大概率得以升迁进阶，继续在主客司或相关部门任职，为盛唐外交事务效力。关于其后续履历，史料虽未详载，但从其出使表现来看，必然长期活跃于外交一线，成为朝廷处理蕃邦事务的倚重之臣。
徐彦的生平，集中展现了盛唐使职官员的核心素养与外交智慧。他以主客郎中的专业背景为依托，在复杂的边疆局势中圆满完成使命，既维护了大唐的国威，又兼顾了蕃邦的利益，是开元年间唐与突厥关系的重要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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