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新，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宝末年地方良吏，宝十四载（755年）出任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令。时值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安史之乱的阴霾笼罩下，作为直面民生与战乱的基层主官，他于乱局中坚守职责，在维持地方秩序、保障军需供给等方面功绩卓着，其行事见于同期战时文书，成为盛唐崩塌之际基层官员担当的缩影。
宝年间的襄城，地处中原腹地，南接荆襄、北通河洛，既是漕运要道，亦是军事屏障，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此时的大唐看似繁华，实则内忧外患交织：均田制瓦解导致流民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节度使权力膨胀形成的“内轻外重”格局，已为战乱埋下隐患 。徐知新到任时，朝政昏暗，赋税苛重，加之宝十四载八月朝廷临时停罢水陆运入京粮储，地方财政与民生压力陡增。他深知县令一职系地方安危，下任伊始便整顿吏治，清查户籍，安抚逃户，推行轻徭薄赋之策，力图在乱世前夕稳固地方根基。
徐知新的核心功绩，集中体现于战时军需供给与地方治理的双重担当。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叛军席卷河北、河南，中原各州府猝不及防 。襄城作为官军抵御叛军南下的重要据点，迅速成为军需转运枢纽。当时唐军军费开支浩大，每年需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而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已难以为继，“当道自供”模式成为地方供军的主要方式。徐知新严格遵循“物之固者与地之远者以供军”的原则，统筹县内财税，截留应入京的粮帛物资，优先保障过境官军的粮草与衣甲供应。
为解军需之急，徐知新创新调度模式：一方面清理县内正仓储备，按《唐仓库令》“预准来年应须粮禄之数”留足地方用度后，尽数调拨军方；另一方面协调周边村镇，推邪就近供军”策略，减少物资转运损耗，同时登记民间余粮，以公平价格和籴，既保障了军粮充足，又避免了强征扰民。战乱初期，江淮荆襄财赋转运受阻，襄城的军需供给一度陷入困境，徐知新亲赴邻县协商，借助区域财政依存关系互通有无，甚至截留途经本县的他州转运物资，经上报度支司核准后补充军需，展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
在维持地方秩序方面，徐知新同样不遗余力。叛军袭扰导致周边州县流民涌入襄城，社会动荡加剧。他迅速划定安置区域，开仓赈济，同时组织乡勇组建地方防卫力量，昼夜巡查城防，防范叛军散兵与盗匪劫掠。针对战乱中可能出现的物价飞涨、奸商囤积等问题，他设平价市，严打投机倒把，确保民生基本所需。其治理下的襄城，在中原大地多数州县沦陷或混乱的局势中，始终保持相对稳定，成为流亡百姓的避难所，也为官军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州府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徐知新的作为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基层官员的典型写照。他既恪守朝廷法度，按规申报军需调度、登记账目，又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在“统收统支”与“财税三分”的过渡阶段，践行霖方主官的职责担当。其事迹虽未载入正史列传，却通过战时文书中的军需调度记录、粮帛收支账目等零散史料得以留存，见证了乱世中基层治理的韧性。
徐知新的一生，虽无惊动地的伟业，却在平凡的县令任上，以务实的举措、坚定的担当，在盛唐崩塌的乱世中守护一方百姓，保障军需供给，成为安史之乱前后基层官员群体的缩影。他的行事既体现了唐代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也彰显了儒家“守土有责”的为官理念，其事迹虽湮没于历史长河，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乱世治理与为官担当的珍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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