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通，生卒年不详，唐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平民，以“白丁”身份载于p.3559号敦煌差科簿，是盛唐基层百姓的典型缩影。他生于沙州敦煌的寻常农户，终其一生躬耕陇亩、承应徭役，未入仕途、无功名传世，却以平凡劳作支撑起王朝的赋税根基，其事迹虽仅见于寥寥文书记录，却可从唐代赋役制度与敦煌社会风貌中勾勒出完整轮廓。
徐和通出生在敦煌这片肥沃的土地之上，其家族世世代代都从事着农耕事业，可以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按照唐朝时期实行的均田制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当他年满二十一岁成为成年人之后，理应能够分到八十亩的口分田地以及二十亩的永业田地。然而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由于宝年间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再加上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最终导致了他实际上得到的田地还不到四十亩！
身为之中的一名丁男，徐和通自从踏入成年行列那一刻开始，就必须要肩负起缴纳租庸调赋税的责任与义务：每一年都需要向官府上缴两石谷子当作田租；同时还要交付两丈丝绸布匹以及三两棉花蚕丝来充当户调费用；此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得服满整整二十的法定徭役（如果碰上闰年的话，则需要再多服役两）。
面对如此繁重的负担，徐家那点微薄的田地所能产出的粮食实在是少之又少，扣除掉应该上交的租金和税赋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了。为了维持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开销，徐和通不得不经常利用农忙之余的闲暇时间前往敦煌城内或者附近的寺庙里寻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机会，也就是所谓的，靠打零工赚取些许报酬来填补家庭经济方面的空缺。
敦煌作为河西走廊重镇，既是丝路要道，也是边防要地，徐和通的徭役生涯因此兼具民事与军事属性。差科簿记载他为“下次徭役承担者”，每年需按县府安排参与各类劳役：或修缮敦煌城的夯土城墙、疏浚灌溉渠道，或运送军需物资至边境戍堡，也曾参与驿站道路的修整工程。宝年间徭役渐繁，他常需远离家乡服役，农忙时便只能由妻儿勉力耕种薄田。若无力亲自服役，他需缴纳绢布抵庸，或按规定缴纳“资课”，仅白直役一项便需岁纳两千五百文，这对清贫之家而言实为沉重负担。
除了法定赋役，徐和通的生活也点缀着敦煌的市井烟火。宝年间的敦煌城人口逾万，商业繁荣，每逢元宵佳节，他会携家人进城观赏花灯，看街头艺人表演，分享节日特有的糯米丸子与枣泥糕。农闲时，他常与乡邻在村口老树下闲话，交流耕种技艺，也担忧胥吏舞弊加重赋役——当时虽有差科簿平衡户等，但官吏敷衍、舞弊之事时有发生，下等户往往承担更重劳役。他一生未离敦煌，见识过丝路商旅的驼队络绎，也亲历过边境的紧张氛围，却始终坚守家园，以坚韧维系着家庭生计。
中年以后，徐和通的劳作重心仍围绕田亩与徭役。他将永业田悉心耕作，传给子孙，遵循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模式，妻子在家养蚕织布，以完成户调缴纳 。随着年龄增长，他耕作与服役的体力渐衰，但只要未及六十岁“老谋之龄，便仍需按籍承担赋役。他或许经历过收成欠佳的荒年，为交齐租调不得不典当衣物；也曾因额外加役而减免部分赋税，短暂缓解生活压力 。他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事迹，却在日复一日的耕种与服役中，践行着普通百姓对家庭与国家的责任。
徐和通的名字能留存至今，全赖敦煌遗书的偶然保存，而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无名无姓的唐代基层百姓。他们是均田制下受田不足却仍足额纳赋的耕者，是差科簿上按名征调的役夫，是王朝繁华背后沉默的支撑者。没有惊动地的功业，没有流传后世的诗文，仅凭勤劳与坚韧，在土地与徭役之间挣扎求生，却共同构筑了盛唐的物质基础。徐和通的生平，正是唐代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辛劳与坚守，不该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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