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堂药材库的恒温柜发出轻微的嗡鸣，像远处传来的虫吟。库管员老李戴着白手套，指尖刚触到丝绒托盘的边缘，就停住了——托盘里躺着最后3公斤野生红景，根茎弯出自然的弧度，表皮泛着紫红，像被高原风雪浸过的玛瑙。最粗的那根带着深褐色的须根，根须末端还沾着点灰白色的砾石，是2023年在西藏海拔4500米的石缝里采挖时带的，洗了三次都没洗掉。
“轻点，这可是宝贝。”老李对着空气念叨，指腹轻轻蹭过根茎上的纹路。标签是他用毛笔写的，“野生红景（濒危）”几个字被红笔描过两次，旁边的备注栏写着“2023年8月采自藏区，仅存37株，非研究用途勿动”。他每次盘点都要打开柜门看两眼，像照看熟睡的婴儿——上个月中科院来借10克做标本，苏怀瑾亲笔签的授权书，现在还夹在台账里，墨迹透着郑重。
“笃笃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力道急，震得柜门上的铜环都动了动。老李摘下手套，刚拉开门，一股寒气就涌了进来，混着雪水和冰碴的味道。国家登山队队长周延站在门口，冲锋衣拉链上挂着的冰碴正往下掉，裤脚沾着的雪没化透，在门槛上洇出水痕。他手里攥着张地图，边角被指腹摩挲得发卷，“未登峰（海拔7500米）”的标记上，有个指甲掐出的红印。
“苏医生在吗？”周延的喉结滚了滚，声音带着高原紫外线晒过的沙哑，“我们下周三出发，队员得提前一周用红景抗高反。跑了六家药材行，都只有你们这儿还有野生的。”他往库里瞥了眼，目光在恒温柜上顿了顿，“老队员都认这个，去年有个新人用栽培品，到6000米就头疼得下撤了，这次真不敢冒险。”
苏怀瑾正在前堂整理林芝红景基地的月报，报表摊在竹编桌面上，边缘还沾着点陈皮末。最新的长势曲线用红笔标着，从第一年的“亩产80公斤”到第三年的“亩产120公斤”，像条稳步向上的山路。她闻言抬头时，指尖正按在“野生红景标本”的登记册上——那页夹着张藏区老药农的照片，老人弯腰在石缝里采红景，背景里的山光秃秃的，他身后的背篓里只装了5株，根茎细瘦。照片背面是老饶字：“这片山，以前一挖能装半篓，现在找一才这点。”
“野生红景不能动。”苏怀瑾把登记册合上，指腹在封面的红景图案上轻轻敲了敲，“那是留给后饶标本，得让他们知道这药本来长什么样。”她从抽屉里抽出另一份报告，封面上印着林芝基地的照片：红景田铺在山坡上，像块紫红的毯子，卓玛正弯腰除草，藏袍的袖子挽起来，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但我们有种了三年的栽培红景，你要不要试试？”
周延的目光落在照片上，栽培红景的根茎粗得像指，表皮紫红发亮，叶片上还沾着高原的黑土。“这是和卓玛摸索了三年的品种。”苏怀瑾翻开报告里的检测页，红景苷含量那栏用荧光笔标着“0.58%”，旁边注着“野生品0.6%”。她指尖划过“毒性成分”那栏，“酪醇衍生物（长期吃可能伤肝）检测为‘未检出’，野生的有0.01%，更适合队员提前一周吃。”
她忽然想起上周和卓玛的视频通话。信号时断时续，卓玛举着手机在红景田里转，镜头里的红景被薄雪盖着，却没蔫，叶片边缘还泛着点绿。“苏医生你看，”卓玛的声音带着喘，像是刚跑过田埂，“这红景在海拔3800米长了三年，去年冬零下20度都没冻死，根扎到石头缝里了，比野生的能扛冻。”
苏怀瑾抬眼看向周延，他手里的地图还捏得很紧，指关节发白。“它在高原扎了三年根，”她的声音轻却笃定，“或许比野生的更‘懂’登山队员在低氧里的需求——就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比游客更适应高原。”
周延的指尖在地图上掐出更深的红印，最终还是接过了苏怀瑾递来的5公斤栽培红景。根茎装在透气的棉布袋里，沉甸甸的，他捏起一根，比野生的粗实，断面泛着白浆，闻着有淡淡的草木香。队员们在走廊里分装时，他特意留了一袋，掂在手里比野生红景沉些——沉的是水分？还是攒了三年的养分？他不清楚，只觉得心里比来时踏实。
临走时，苏怀瑾塞给他一本《高原调理手册》，封面是林芝红景田的照片，夕阳把田埂染成金红色。扉页上的字是手写的：“红景是辅助，保持心态平和、缓步登高更重要——就像种药材，急不得，得让身体慢慢适应。”周延捏着手册的边角，忽然想起出发前老队员的“药好不好，看种它的人用不用心”，低头看了眼手里的红景，忽然觉得这栽培品或许真能校
老李锁药材库门时，听见走廊里传来队员们的话声。“这栽培红景看着比去年的好。”“煮的时候加两颗红枣，苏医生的。”他抬头望向前堂，苏怀瑾正对着电脑笑，屏幕上大概是林芝的红景田——那里的红景，正代替野生的，在田里扎根，在需要的人手里发光。恒温柜里的野生红景安静躺着，像个标本，也像个见证：见证一种药材，从濒危的困境里，找到新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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