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直属于皇帝直管的内卫、察事和邦谍外，秦国的监察体系还有属于京兆尹的皇城司、御史台、刺史，以及枢密院的督察司。这些机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网络。
其中，皇城司的设立有着特殊的背景。由于京畿之地勋贵权势者众多，为了加强京兆尹的权威，皇城司应运而生。否则，在这个高官云集、勋贵成群的咸阳城中，从三品的京兆尹仅凭自身品阶很难压制得住。
因此，皇城司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职责是探查京师上下，掌握权贵们的隐私和民间舆情，以便京兆尹能够更好地维护京师的平安。
御史台则自不必多，它一直以来都是朝廷的重要监察机构。除了原本的风闻奏事职能外，刘胥还专门设置了台狱，并受理一些特殊的诉讼案件。
此外，御史台中还设有受事御史一职，由御史担任，每都有一名御史轮流受理词讼。这样的安排使得御史台在处理政务方面更加灵活多样，也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
从那时起，秦国的所有重大案件都会由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这就是所谓的“三法司”联合办案。大理寺负责审讯犯罪嫌疑人并起草判决书，而刑部则负责对这些判决进行审核，并将结果上报给御史台进行监督审查。
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十恶不赦”罪犯以及死刑的复核，则需要廷尉亲自过问，并向皇帝呈报后才能下达正式的诏书。
最初，御史台是从汉朝继承而来的，它拥有监察权力，但基本上只限于京城地区。然而，刘胥加强了御史台的权威性，设立了许多专门的御史职位，比如巡盐御史负责监督盐业事务，巡城御史负责监管京城和四个都城等等，总共有十三类御史，他们代表着中央政府表面上对全国各地的监察机构。
具体到地方各级行政区划，即州府郡县，由本州府的刺史进行日常监察工作，直接隶属于廷尉管辖。刺史及其下属人员不能在被监察的州府建立固定的衙门，而是要以流动办公的方式履行职责。
刺史的主要职责包括六个方面：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反对其横行乡里。
二、“从四品以上不奉诏，遵旧典，倍公问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的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
三、“从四品以上不恤疑狱，风历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实讹言。”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平。
四、“从四品以上选署不平，阿附所爱，敝贤宠玩”，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在察举士人时偏向亲己。
五、“从四品以上子弟恃怙荣势，请任所监”，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子弟不法。
六，“从四品以上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结。
这六条是刘胥照搬他爹汉武帝刘彻，对刺史的职权作出明文规定，既可以为刺史行使权力提供依据，又可以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干扰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务。
只是秦国早已经弃用多少石来表示官阶，改用九品十八阶这种更清楚明显的方式，原文两千石中最低的比两千石相当于秦国的从四品。
刺史本人负责辖地中高级官员的监察，更低级的官吏则是由其下属督邮监察，整个刺史府上下属于位卑权重，是秦国以治大的政治平衡措施之一。
而在秦国的军事体系当中，枢密院的督查司又分为督司与察司，其中督司负责督促部队严格完成军事训练、武器盔甲保养、战马饲养等职责。
战时其带领部下组成督战队，处置各种战场违纪行为，战时享有督战全军上下，无一不可斩之权。
而察司明面上是部队的军法官，日常处理军中纠察、违纪，探听军中各种消息，战时记录军功，战后与督司和部队将领一起对战死、残疾将士家眷进行慰问，保证抚恤发放到位。
秦国还有最大的一支民间监察人员，那便是墨家弟子了。在墨家弟子的课业之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游学。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三至五年，而其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便是发现不法之事并及时向秦国的各个监察部门汇报。
一旦发现问题，如果对方未能妥善处理，墨家弟子们将会把事情上报给他们的师父。最终，这件事将由当代巨子亲自面圣递交。然而，如果朝廷始终不处理此事，那么这些墨家弟子可就不是好惹的了。作为游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可能会使用武力来“超度”对方。
要是不幸被官府发现并遭到通缉，这些墨家弟子也不会坐以待保他们会在同门师兄弟的帮助下逃往大汉及其属国，然后换个身份重新返回秦国，或者干脆远走高飞不再归来。不过，只要他们事先得到巨子的许可，那么事后他们的家人将会由墨家负责照料，确保他们无后顾之忧。
对于这种情况，刘胥自然是不太满意的，毕竟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他渴望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也明白秦国刚刚建立，还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时间来巩固政权。而且，由于秦国的历史较短，贪污腐败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使得刘胥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激发。
此外，刘胥也意识到，目前的局势并不利于与朝廷产生冲突。虽然他对一些政策和官员有所不满，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双方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将会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而在这个关键时刻，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决定暂时忍耐，等待更好的时机。
同时，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刘胥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大汉还是秦国，公羊学派的“大复仇”都非常流行，这意味着人们普遍认为私人复仇是一种正义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和民间对于私自复仇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如果刘胥试图强行干预或阻止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民众的反感和抵触，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因此，他不得不顺应民意，保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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