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鹤伦虽问的韩恪，但顾岑脑海中却翻过许多思考，而谢鳞则回想起贾琏信中的内容。
贾琏认为的世界是这样的。
理学家强调的“存理，灭人欲”，就是绝对的公私，理学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对立的静态平衡，而经世学派的四位大家都讲公私统一，将私纳入公的范畴，是公私相济的功能主义。
二者理论上的不同演变为在经济上的观点就是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劝农文》要求“禁约贩米出境”，主张通过国家调控抑制豪强之私，保护农经济，将商业视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动力。
梨州先生评价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认为应该恢复市场的自发秩序，批判盐铁专营，认为它是伪公。顾氏先辈亭林先生倡导钞法论，改革货币制度，主张利用商业流通“通下之利”。商业发展代表生产要素的流动，将商纳入本的范畴，就是在追求社会发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国家调控压制豪强不是不好，只是这个豪强的定义极为模糊。盐铁论里的豪强是地方上具备强大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政治势力的富商大贾、豪绅权贵。
而自北宋的张载、程颐提出宗法思想以来，朱熹又依靠前贤的思想主张重建宗族制度以强化基层治理，除强调基本的礼法以外，朱熹改良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强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通过乡约组织实现乡村自治，同时创建社学也就是基层学校，促使理学理念深入乡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乡约是理在人间的具象化体现，宗族制度既能维护家族之私，又能服务于社会之公。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从属于宗族，又归属于乡约，在亲缘、地理两个层面搭建了极为牢固而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摧毁是极为明显的，或者工商业的发展会摧毁这套治理体系。
而士绅对这套体系的依赖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乡村百姓作为个体为什么会倾向于这套乡村治理体系？
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家下的社会，下最大的私来自皇帝。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在宋以前的百姓除开那些世家大族，受到压迫的最大来源是朝廷官府，在宋之后世家消散，百姓直面朝廷的剥削，不像之前可以依附世家豪强来躲避这些。
宋以来思想家们提倡的宗族制度，就是在提供、搭建一个的私下。
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家？
大家代表大的剥削，家代表的剥削。作为穷苦百姓没有知识，只会依靠时耕种生活，你是相信皇帝派来的官吏，还是离你家不过几百米远的邻居？
是个人都会选择后者，皇帝的奴仆可不在乎你是谁，而邻居至少还照顾自己的脸面。
北宋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下，就是因为士大夫通过这样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地方获得了支持，他们可以动员乡村劳动力闹事，必要情形下同官军对抗。
朱熹的礼法制度本质上是通过这套伦理体系取得互信，比起家下的下私法，这套东西对于百姓而言博弈成本更低。
从博弈角度讲，就是百姓觉得同朝廷博弈成本太高，而同家乡的士绅们博弈代价些。
本质是互信的成本问题。
与此相搭配的是社仓（义仓）制度。朱熹在任福建崇安县尉时首创社仓制度，由政府或乡绅提供初始粮本，丰年时以低息（通常为20%）借贷给农民，灾年则减免利息或无偿赈济。而社仓的管理则交由民间自主，社仓由乡民推选“社首”“保正”管理，避免官府直接干预，强调“民自为政”。
社仓好不好？
初衷是好的，都是叫人给办坏的，某句话是这样的不？
借贷这个玩意，本质目的就是掏空你的家业，至于是三年还是三十年，因时而移。
通过这套义仓赈济制度，士绅披着仁慈的皮，做着侵吞他人土地的恶劣行径，但是又通过义田的形式规避自己家业不断扩大的事实，让官府想收税都不好意思，不然你就是侵占百姓灾年的救济粮，是不仁。
俞鹤伦方才提义仓就是在警告士人，撕破脸，谁都不好看。
而为什么明末的士人特别是经世学派的人反对理学呢？
在于另一个事实。明末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讲，他们不在乎谁是皇帝，谁是百姓，就算皇帝是蛮夷，他们都认，百姓是草原上儿子娶母亲、父亲娶女儿、哥哥娶妹妹的野蛮人，他们也认，只要皇帝和百姓认这套儒家普世制度就可以，他们还是他们就可以。
这是难以接受的，对于自出生起就抱有朴素民族情感的人来，这比把他杀了还难受。而明末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愿意为此而死的人很多，可士大夫中很大一批人在理想和生命之间选择了生命。在另一个时空有一批人既不敢殉道，又不愿意放弃理想，于是做起了隐士，在道家的思想中求苟全。
无论是哪种，都背叛了他们儒家思想中另一条极为关键的理论——华夷之辩。
背叛了这一条，华夏这个玩意的先进性就破产了，那么是个人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是什么导致了华夏的落后？
而建立在这一条理论之上的许多上层建筑的存在就会遭到质疑。
这个问题，贾琏没有打算深入讲下去，而是讲起了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经世学派的学问大家们开始讲起农商皆本了，强调商业经济的重要性了？
因为当皇帝的家下破灭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所搭建的家对于野蛮饶入侵毫无办法，一个家、一个村落、一个乡镇、一个县城所能调动起来的力量阻挡不了八旗军队的进攻。
而理学家所强调的重农抑商及其相应政策，在地域上将中国切分成一个又一个以乡村为单位的细独立空间，在失去皇帝为首的朝廷官府体系之后，在不同地域之间讲基层宗法，鬼他妈信你，我姓李，你姓王，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我都不认识你，互信都没有，你有难我为啥要帮你。饶自私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理学教养下还有良知的士人无法相信存理灭人欲，灭出个如此自私自利的士绅群体，这简直是个大的笑话。
这意味着过去几百年里，儒家的人都在自己骗自己，他们为了自己的私而讲大公，无耻之尤。
儒家最推崇的道德在现实面前就是个狗屎。
在亲缘、地域色彩无法团结民众的时候，势弱而还具备良知的年轻士人群体捡起了他们过去最嫌弃的利，以利诱之，通过商业发展带来的流动性，搭建起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重新搭建一套理论，来实现救下。
但是呢，嘴上直接谈钱太Lo，于是开始改造理论，谈商得先改私，改完私就得改公，改完公私，就得谈谈新的公私下制度是怎么样的，由于另一个时空下没有实践土壤，就变成了空想，不切实际的地方有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起1840年以后的那批滚犊子，他们的思辨反思能力和积极性胜了不止一个境界，至于是什么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而经世学派的人对公私的定义改造，将私纳入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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