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桃坪桥，沿着青石板道一路向西，大约一袋烟功夫就来到兴隆镇，我们按照分工开始单独行动，大姨闻二妹迈着一双脚，扭着丰腴的身子，来到东街周围采买菜蔬和豆腐，随便也买一些鸡蛋和肉食。
林芝则迈着一双修长的美腿，灵巧地穿梭在中街周围的商店、货站和地摊之间，采买油、盐、酱、醋等家中必备的日用消费品，偶尔也买些女孩子用的上特殊用品，但都是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包里。
我则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位于百货商店对面的私塾门前，将挑担和箩筐放在石狮子的旁边，等着林芝将采买好的东西往这儿集中，然后一起去东街和大姨会合。
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我便把头凑到路边的棋摊上，挤进围观的人群之中，观赏着来自楚河汉界的厮杀，当然也在时刻等待机会，准备披挂上阵，亲身体验一把车马炮大战的乐趣。
“党三，喂！喂！党三你过来！”一盘棋局经过厮杀终于进入残棋阶段，正当我看得入迷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
奇怪！在兴隆镇，知道我名的人并不多，莫不是爷爷又要托梦了？可这是晴白日的大白啊！一阵疑惑过后，我转身挤出人群一看，原来是私塾的高先生在叫我。我急忙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娃啊，你长高了，也壮实了！”
我刚走到高先生面前，他就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端详了一会儿，摸着我的脑袋，大惊怪地感慨道。
实话，我对面前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高先生并不喜欢，甚至还有些畏惧，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点点头，算是回答，也算是打招呼。
不过，高先生的也是实情，由于他与我爷爷的特殊关系，自从进入学堂的第一起，我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我成长的每一个足迹都逃不脱他犀利的眼睛。进入兴隆堂以后，我才迎来了人生中迟到的春，开始进入发育期，特别是清明节上坟爷爷给我托梦以后，我仿佛进入了长个的黄金期，的确个子长高了不少，身体也胖了许多，下巴上还长出了毛茸茸的胡须。
高先生重新戴上眼镜，不由分把我拉进私塾的一间学堂，将我按在前排的一只板凳上，指着面前的桌子问道：“娃啊，你还记得它吗？”
“记得！当然记得！”我急忙应声道。
七岁那年，爷爷将我送进私塾，高先生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班里十几个学童，就数我的个子最矮，也最调皮捣蛋，不时给这个板凳上扎野枣刺，就是给那个桌子上抹黄泥巴，有时还悄悄把别饶课本藏起来，甚至还与同学一起捉弄老师，气得高先生吹胡子瞪眼，当然我的手上和屁股上也没少挨板子。
爷爷赶集时来私塾看我，高先生就向他告状，爷爷还没有听完，就拉起我的胳膊往外拽，我揣着屁股不愿走，爷爷憋圆了一口气将我拉到背街处，又扇耳光又拧耳朵，我就扯着嗓子鬼哭狼嚎般叫喊，仿佛要让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似的。
高先生听见哭闹声，急忙赶出来，就拉开了爷爷。爷爷便停止了打骂，却抓着我的领口不松手，嘴里着“不念啦！不念啦！就这熊样子，还不够羞先人哩。”
“不念就不念，我早就不想受这洋罪了，哪有放牛放羊逍遥自在！”每次爷爷威胁我，我都是用这一句话怼他。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爷爷长叹一声，拉着我的胳膊就准备回桃坪回家。
最终，还是高先生拦住了爷爷，重新把我领进了私塾……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爷爷临走时塞给我一包油糕，一摞烧饼，又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对高先生歉意地笑了笑，就悻悻离开了。
后来才知道，爷爷和高先生私交甚好，是那种可以喝着凉水都能交心的挚友。那时，学堂里全是富家子弟，就我一个寒门出身，别的学童每年要交够一斗包谷、二斗麦、三升核桃，才能就读，而我的学费高先生却分文不取。
其实，我的学费是高先生从自己微薄的修金中垫付的，因为他只是东家雇佣的一个教书匠而已，并没有豁免学费的权力。
“娃，爷爷给你托梦了吧？”高先生冷不丁开口问道。
“先生，您简直就是诸葛亮在世，真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啊！”我赞许地点零头。
“你爷爷才是神机妙算！”
高先生完，没有问爷爷给我托了啥梦，却开始给我讲述关于爷爷的故事。
爷爷叫党彦龙，祖籍河东临汾家住卧牛城，世代以耕读为生。明朝永乐年间，其祖辈被朝廷下令，从山西大槐树下一路爬山涉水，移民到人迹稀少的秦岭山区。
当时，党家一行八口人，最先被安置在了县城东部的鹿池川，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村舍毗连，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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