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文珍，本名刘贞亮，汝州汝阳人，唐朝宦官。忠直坚强，颇识义理，曾任宣武军监军。成为宦官首领，笼络握有兵权的宦官，唐顺宗即位后，翰林学士王叔文领导永贞革新，触及宦官势力。俱文珍联合守旧大臣和宦官，胁迫唐顺宗内禅于太子，放逐革新派集团，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唐顺宗忧虑而死，革新失败。唐宪宗即位，拜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擅杀东川节度使李康，同神策军护军中尉不合，激发宦官众怒，渐失皇帝恩宠，自愿离宫，因病而死，赠开府仪同三司。
俱文珍，因冒认了养他的宦官为父，所以后来改名刘贞亮，其性情忠直坚强，也颇识义理。
安史之乱后，随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局而的形成，宣武军统治的汴州，位于汴河之上，控制着南北漕运。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江南，因此汴河成了唐王朝财政一条重要生命线，由于汴州的特殊地理关系，唐王朝在汴州先后设置有河南节度使、汴州防御使、宣武军节度使，并驻有重兵。这样，既可以保护汴河漕运、又可以监视东方其他藩镇的动静。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攻陷汴州，刘玄佐率军收复汴州，并委任为汴宋节度使。宣武军不断发生兵变，弄得人心惶惶，使朝廷的财政来源也无法保障，唐德宗考虑到宣武军的重要性，便委派俱文珍出任宣武军监军，为应付经常发生的兵变，就自置亲兵千余人。当宣武军节度使刘元佐病重，以其子刘士宁为宣武军兵马使，刘士宁趁机召集诸将作乱，将不信任的大将李湛、伊娄、张伾等，以不忧军事的罪名，逐出汴州，贬至外县，不久全部杀死。
监军刘贞亮见此情形，与官武军都虞候邓惟恭共同策划，将刘士宁缚住，押送京师长安。不久，刘士宁贬为虔州司马，众推李万荣为节度使。李万荣死，嘱邓惟恭执兵事，以子李乃代为节度使，俱文珍与邓惟恭逐之，唐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董晋兼宣武军节度使，局势方定。
董晋病卒，宣武军知留后陆长源想整顿将士散漫之风，因方法不当，轻慢军人，又激起兵变，兵士将陆长源等人杀死。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甚得众心，就秘密给他写了封书信，派亲信送到宋州，召他率军进入汴州评牛刘逸准进入汴州后，很快将叛乱平定，刘逸准因平判有功，德宗下诏任命他为宣武军节度使，并赐名全谅。刘逸准上任数日而亡，朝廷应俱文珍和宣武军将士的请求，又任命智勇兼备的将领韩弘为宣武军节度使，他上任不久，对宣武军进行一次大的整顿，杀掉一批乱军的凶卒，宣武军内部才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俱文珍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凡是握有兵权的宦官，大多依附于他，使他成为当时宦官的重要头目。唐德宗的长子李诵，在做太子时，就对唐德宗许多措施不满，讨厌宦官，憎恨宫市，还劝唐德宗不要贬逐贤臣，唐德宗不听儿子的劝告，李诵只能在东宫物色人物，淮备登基后再进行改革。
当时，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王叔文为东宫侍读，经常和顺宗一起批评时政，作改革的准备，王伾当时也为东宫侍书，他们结纳了许多有政见的知识分子，其中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淮、程升、韦执谊等人。德宗逝世，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改元永贞，这位新君从上年秋就得了中风病，半身不遂，走路很不方便，话连言语也讲不清楚，只能靠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传达他的旨意，顺宗即位后，就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翰林待诏。
改革派采取了许多于社会有利的措施，其中包括免除了部分民间欠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之外的额外进献，以减轻人民负担；宣布停止宫市，杜绝宦官借此掠夺人民财物，罢免五坊儿，禁止宦官向人民敲榨勒索等等。
当改革派委任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副使，俱文珍才认清改革的目的，于是密令担任神策军将领的宦官，拒绝接受这一命令，以免宦官手中军权被剥夺。王叔文被任命为户部侍即时，俱文珍又背着顺宗在“制书”上削去原来王叔文任翰林学士的头衔，剥夺了他参决政事的职务，王伾经过多方争取，才准许王叔文三五到翰林学士院一次，但翰林学士的官衔却没有恢复，给改革造成了很大困难。
俱文珍召集士族官僚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等人至金銮殿，革定调书，让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顺宗只好让位于李纯，李纯即位为皇帝，是为宪宗，称顺宗为太上皇。接着，在俱文珍和士族官僚包办下，将改革派的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又将他杀死于任所；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王伾也死于贬所；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升、韦执谊等人，也被逐出京城，贬为边远偏僻地方的司马。
高祟文讨伐刘辟，俱文珍再次担任监军。当初，东川节度使李康被刘辟打败，刘辟把他囚禁起来，高祟文来到，刘辟把李康放回去，李康提出要雪耻，俱文珍却指责他不能抗击敌人，把他杀了，因此被议为专制蛮横。讨伐凯旋后，俱文珍因功累迁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总管宫廷内部事务。后与众宦官不和，离开宫廷。后来，俱文珍因病死去，宪宗感念他的拥立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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