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满文、蒙文三篇讨伐阿巴海的檄文张贴在美岱召城墙外。
汉文檄文由朱军师捉笔。考虑到大板升识字的人虽多，有学问的人却少，整篇文字全是用白话写成，没用一个经典，却把东哨的事情讲了一个清清楚楚。
满文檄文是达海博士亲手写成。
联军本来是安排余胜之写满文版本。朱军师写好汉语檄文之后回到自己的院子碰到达海。朱军师通知达海：
“博士不用赶着去库库和屯了，库库和屯城已经没有了。”
达海疑惑之中接过军师手中的汉语檄文，读罢满眼惊愕。
“不可能，绝不可能，阿巴海尊重读书人，重用读书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有悖理的事情！”
“博士不信，可以去街上随便找几个寡妇难民问问。”
达海从街上回来之后劈手抢过余胜之的笔墨，一气呵成讨伐阿巴海的文章，悬挂于城外蒙语檄文之侧。
余胜之告诉朱军师，达海的满语檄文中满是悲愤。虽然没有明，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失望。
蒙语檄文是萨囊台吉的手笔。往来的百姓集聚在这篇文字之下，照着文字吟唱出来，竟然是一首押韵的诗歌。无论蒙汉，大板升的百姓听了这首歌无不动容。
孙一惊诧于萨囊的文采，拿出手机一查，发现这个萨囊台吉居然是后世名垂青史的人物！
萨囊生于1604年，今年二十八岁。在他十一岁时，鄂尔多斯济农因为萨囊祖父和父亲的显赫名望，袭封他称为萨囊彻辰黄台吉。等萨囊长到十七岁时，济农就让他参加到大臣之列主持政事。
后来察哈尔入侵土默特，隶属金国的鄂尔多斯济农被林丹汗罢权，鄂尔多斯处于混乱之中；紧接着林丹汗的雄心大业轰然崩溃，蒙古延续四百年的汗统宣告结束。
当满清攻打林丹汗的时刻，萨囊毅然加入林丹汗的队伍。当林丹汗战败，二十九岁的萨囊隐居，算来正是崇祯六年。当林丹汗的统治接近尾声，萨囊主动与脱离林丹的一支察哈儿人联系，商定了东返之事，并劝鄂多尔斯济农共同行动返回原牧地，使鄂多尔斯部落得以保留。
历史上的萨囊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成吉思汗子孙的骄傲和佛教的传承令萨囊在历史中寻找昔日王朝的辉煌。他用去几十年时间，翻阅了大量的藏文蒙文资料、佛教经典、民间传写成了《汗统宝鉴》。书中以喇嘛教为主线，“记录”了从开辟地之后佛爷一路由印度转世到藏巴高原，再转世到草原落户黄金家族。印、藏、蒙“一脉相潮的各世代历史。
书中对达延汗及阿勒坦汗时期政治、经济、宗教、领地划分、各部战争和诸汗世次、名号、生卒年及蓉诸名、职官等的叙述在所有蒙古文史籍中最为详细。此外还收录了很多蒙古民间传、诗歌及藏、梵、汉、满等族的语言资料。在《汗统宝鉴》中，萨囊借助一首诗歌，深深地表达了对蒙古族沦为异族奴隶的悲伤，以及对林丹汗没有战略一味蛮干的怨恨。
《汗统宝鉴》在乾隆时期译为满文，后来根据满文再译为汉文，收入四库全书，称《钦定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与《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合称蒙古族的三大历史着作，萨囊被誉为蒙古的司马迁。
有学者称《蒙古源流》在“钦定”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动，满译本错误很多，导致清代的汉译本也有很多的错误。
《蒙古源流》全书总内容的结止年代为1662年，即作者完成史书的那一年，但是书中对蒙古史的内容十分蹊跷地于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后金之处嘎然而止。
书中作者对自己的名号、生平有所交代，但没有明他三十岁以后的情况。在萨囊的家乡有一些有关他晚年的传，传他受到投降清庭的鄂尔多斯济农的冷落，由于他不接受清朝的封官，公开痛斥清军的侵略行径，最后被肢解处死。
萨囊死后后受到家乡饶特别尊重，他的坟墓四周禁猎、禁耕，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是大祭。1901年，萨囊陵地的区域被划归陕西开垦，牧民被迫迁徙，但是每年的五月十三依旧会走几百里路回到陕西的萨囊陵地祭祀。萨囊陵地的祭祀，在他死后的三百多年间从未间断。
孙一感慨万千。
后世居然有人鼓吹满清时期的民族关系最融洽。满清只不过是最无耻，将不利于它的历史全然抹去了而已。
孙一下令，将三篇檄文各抄录两份，一份入美岱召藏经阁保存，一份送九原由参谋部归档。
孙一下令，美岱召中轴线上的阿勒坦汗寝宫改为大金国烈士祠。
左翼骑兵这次出征同满洲兵有几次规模交锋，共计烈士三十七名。中原的传统是战死之后“马革裹尸还乡”，草原的传统是死者就地安置。
萨满教的风俗，人死后落在哪里，哪里就是墓地。藏传佛教认为，人活着是灵魂在身体里，人死后是灵魂飘在虚空，所以尸体并不重要，应当自然地归还于地。
所以左翼骑兵的三十七名烈士没有尸首。
孙一尊重草原的风俗，但是不想他们象野草一样被人遗忘。因为这一次战死的烈士不是因为草原大汗之间无谓的争斗死去，他们献出生命是为了悍卫同伴的生存权利。
孙一下令记录烈士的名字、年龄、生前细节，保存于阿勒坦汗寝宫。如果家人不反对，在阿勒坦汗寝宫内设立烈士灵位享受后人祭奠。阿勒坦汗寝宫作为烈士祠，永远向百姓开放。
美岱召的僧人没有参与烈士祠的事，也没有提出反对。
大板升的百姓认定，烈士要么已经由此升为翁衮，要么已经灵魂升入佛国。百姓商量之后杀掉九只羊，作为对烈士的统一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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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有关《蒙古源流》作者的名字
《蒙古源流》的作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Sanang。
《蒙古源流》蒙文抄本中作者的名字始终多作Saqang、Saγang，间或作Saqan。
在鄂尔多斯实地，作者名字的读音均是Saγang。
当代多位学者考证古蒙文发音，指出由于故宫精钞本和殿本有误，误传作者为Sanang。现在学界基本采取了Saγang（萨冈）的读法。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大量文献资料都记录《蒙古源流》作者为萨囊。本文将错就错，也称之为萨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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