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3日早晨，卓西度的二弟卓西明，这位两个月前才博士毕业过来帮卓西度管理海外金融公司的哈佛大学金融学博士，激动地给卓西度打来电话：
“大哥，你真神了！纳斯达克真涨起来了！冲过二千点了！”
卓西度微微笑道：“好，涨到五千点再告诉我！”，要放下电话，但思绪却回到三个月之前……
1998年8月，香港回归刚满一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仍在全球市场回荡。美国股市在经历上半年的狂飙后，开始出现回调迹象。道琼斯指数从7月的峰值回落，市场情绪微妙变化——有人恐慌，有人观望，而卓西度则看到了机会。
8月3日，卓西度在浦东卓氏大厦顶层办公室召见了他的私人金融顾问团队。窗外黄浦江的货轮缓缓驶过，而他的目光却锁定在纽约的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科技股的基本面没问题，短期的调整只是市场情绪作祟。”卓西度指尖轻敲桌面，“我要买Nq看涨期权，行权价2000点，到期日2000年4月30日。”
团队迅速计算风险敞口，最终确定以10亿美元资金，通过10家离岸经纪公司分批建仓，避免引起市场警觉。接下来的20里，300万份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看涨期权合约被悄然收入囊中，平均成本仅33美元\/份。
然而，卓西度的金融布局并非一帆风顺。8月12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对卓氏集团实施全面制裁，理由是“技术安全威胁”——ASmL的光刻机收购、heinrich pharma的生物技术储备，以及卓氏研究院的AI和卫星计划，都被视为对美国技术霸权的挑战。
消息一出，卓氏旗下上市公司股价暴跌，海外融资渠道几乎冻结。但卓西度早有准备——他早已将大部分核心资产置于离岸信托和交叉持股架构之下，美国制裁的直接影响被降到最低。
8月20日，纳斯达克指数跌至1800点附近，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高盛分析师甚至预测“科技泡沫破裂在即”。但卓西度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团队：“如果Nq再跌5%，再加50万份。”
与此同时，他秘密会见了软银的孙正义。两人在东京一家私人俱乐部达成协议：软银将通过日本银行渠道，为卓氏集团提供50亿美元过渡性贷款，以应对美国的资金封锁。作为交换，卓西度承诺未来三年内让卓氏半导体（原ASmL）向日本企业优先供应下一代EUV光刻机。
8月28日，卓西度飞回上海，在卓氏私立医院见到了刚满月的女儿卓茜茜。苏晚晴靠在病床上，轻声问：“外面的风波，会影响孩子吗？”
卓西度摇头，嘴角微扬：“不会。卓家的孩子，将来只会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当晚，他签署了一份家族信托文件，将他名下的阿里巴巴33%股权、腾讯22%股权及持有的30%深发展股权、万科的40%股权、华为的20%股权和瑞士银行中的二十亿美元，全部纳入信托，受益人为卓然和卓茜茜。
8月31日，纳斯达克指数收于1850点，市场仍一片悲观。卓西度的期权持仓也已浮亏近30%。金融顾问建议止损，他却只是笑了笑：
“1995年我买ASmL时，所有人都荷兰人不会卖。1997年我收购铱星技术时，他们这是垃圾。现在，他们又科技股完了。”他合上文件夹，“等着吧，真正的游戏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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