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春红听取了我的建议，回去后就向当地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当地法院也受理了该案。
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负责该案的法官没有从道德上批评当事人，同时认为解决孩子的问题更重要。
在法官的配合下，我和沤任春红生产就医的医院调取了任春红的全部原始病历材料，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始病历中的签名捺印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显示，上述病历中签字为“杨非非”处的捺印均为任春红右手拇指所留。
这意味着，任春红确实是可可的分娩母亲。
鉴于此，我建议任春红撤回原诉讼，“申请确定监护人”案件，转而向法院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之诉讼：任春红起诉任可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亲子关系。
法院正式受理立案。
立案之后，预期较为乐观。
我分析，与其他涉及代孕子女监护权或确认亲子关系的纠纷不同，其他案子可能是代孕委托方、血缘方、分娩方、实际抚养方等几方抢孩子，但在这个案子里，真正想要孩子的只有分娩方任春红。
“虽然分娩母亲一开始的主观动机不正，是为了钱去代孕，但是在对方（委托方）不愿付钱的情况下还是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并且生下来后一直在抚养，也愿意建立法律纽带。”
无论大人犯了什么过错，孩子是无辜的，法律要保护孩子的人格尊严与权益。
一个孩子不能在法律层面存在两对父母。委托任春红代孕的“那位先生”是可可的基因父亲，任春红是分娩母亲，但法律上不能任可可既是“那位先生”的孩子也是任春红的孩子。“
如果基于血缘，任可可一定是那位先生的孩子，如果基于分娩，这孩子只能是任春红的孩子。”
法院到底会采取血缘还是分娩？
我分析认为，结合可可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过去几年的经历，法院大概率会采用分娩。
可可的生物学父亲在孩子出生前已表达不要孩子，与孩子也没有共同生活以及抚养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认定任春红和可可没有亲子关系，任可可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这个孩子一定有一个归宿。”我接着建议，为了保障判决结果的公正及严谨，法院须询问可可的生物学父亲，证实其确实不要这个孩子，无意成为她的“归宿”：“如果对方要，那么案子就变成两个可以主张亲子关系的人争一个孩子。”
但即便发生这种变数，我也认为，任可可出生后一直由任春红抚养，其生物学父亲的主张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任春红案是该法院受理的第一起基于代孕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力很大。
从我个饶角度，我认为法院肯定会谨慎处理这个案子，主要的原则还是会保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肯定是优先照顾孩，因为她没有错，这里面的其他人都有一些问题。
我甚至乐观地认为，或许这个案件可能会引起社会对代孕现象以及背后原因的关注，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推动社会重视不适合生育群体的现状，进一步规范和优化人工辅助生殖行为。
我的乐观预期，向任春红传递了很多信心。
我也抽了一时间，和章一、潘去拜访了杨春红一家。
杨春红把我们让进了出租房。
回看自己的代孕之路，她感慨万分。
任春红，她总是窝在床上，哪怕有客人来。
那间十多平米的出租房塞满她的东西，鞋子和盆放在床底，门后挂着毛巾和吹风机，衣服堆在衣柜里和墙角架子上。但客人进门前，她会先往空气中喷几下香水。
房子月租200元，离任春红开的餐馆很近。
餐馆在当地一条省道旁，附近多是农田，过路货车发出轰隆隆的噪音，从白响到黑夜。
餐馆不大，能摆三张桌子，主要卖面、米线、抄手和冒菜，夏也卖龙虾，秋就卖螃蟹。
因为新冠疫情，餐馆暂停营业。
不营业时，任春红常住出租房，可可则在五六公里外的婆婆家住，方便上下学。
任春红每周过去两三趟，或是把女儿接来陪自己。有时她带着女儿出门，出租房的木门随手一关，也不锁。
任可可认得一些笔画简单的字，也能歪扭着写出自己的名字。最拿手的要数跳舞，任可可翻出女儿三岁时的跳舞视频，直夸“无师自通”。
可可乖巧伶俐，和家人话时用方言，要是有外人在，她“秒潜普通话，好让对方听得懂。
一，黑了，任春红牵着女儿逆着车流走，去一家大排档吃晚饭。
她给女儿点了一份不辣的笋尖炒肉，又要了凉拌猪耳和毛血旺，还给自己开了瓶啤酒。不多会儿，在工厂上夜班的帅也到了，他挑好一块块瘦肉喂到可可嘴里。
可可听不懂大饶聊内容，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一辆自行车更令她向往。
幼儿园里的同班同学都有自行车，单她没有，她让“爸爸”王帅买，但王帅没钱。于是可可得出结论：“我们家很穷，没有钱。”
听到女儿这样，任春红觉得意外又难过，她不希望孩过早知道生活的艰辛。
但可可的结论也没错，尤其是近几个月，好几笔计划外开支加重了这个家庭的负债，其中包括为了打官司做指纹、笔迹鉴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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