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是一队犯人拉过来，这些犯人全部是杨其顺的亲兵和下人，在皮正元的命令下，再次全部排队枪毙，或者补刀弄死。指挥使衙门大门外就变成血淋淋的修罗场。周围围观的群众再也没有了刚才那种兴奋，反而被这血淋淋的场面震慑住了，周围一片静悄悄的。杨其顺也是当了几十年的太平官，即使有急事或者抵御海盗都是卫所的千户去出战，根本没有见过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吓的几乎要晕倒过去。但旁边两个士兵用手提住了他的膀子，让他倒不下去，让两个士兵无语的是这杨大人从脚上流出了一滩黄色的液体。皮正元见行刑完毕大声：“送杨大人回府。”两个士兵拖着全身已经软瘫的杨其顺进入到指挥使大门，厌恶的把他扔在霖上，有个士兵在走的时候还使劲用脚在杨其顺的衣服上蹭了蹭，因为他的脚上沾上了杨其顺的黄色液体，让他非常生气。皮正元并没有把所有人都在指挥使衙门外面全部枪毙，留下了那些富户和县令，把这些人再次带到知府衙门外，再次依法炮制。但这里就有一个人不是很配合工作，知府大人躲在屋里不想出来。皮正元叫了很久，他就是不出知府衙门的大门。皮正元只好叫了一队士兵，把知府衙门里面的所有人都请到外面来观刑。当行刑完成之后，皮正元还让瑟瑟发抖的师爷写了一张布告，记载了这些被枪毙的饶罪行和执行枪毙的决定，为了事情的真实性，将相关数据，时间地点和证明人都清楚的罗列出来，并且还盖上了知府的官印。第二就传出知府大人和指挥使杨大人生病的消息。皮正元非常生气，认为这是知府衙门和指挥室衙门护卫工作不到位，重新安排了护卫人员，从此两位大人一家人就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正当各处平叛如火如荼时，一支舰队从南方直接向昌化而来，七八条福船，十几条平沙船，船上满满装载着士兵。足足有两三千人，这些士兵皮肤黝黑，个子不高，从他们的眼神中不断露出的凶光，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经常打架斗狠的人。在这些士兵中间还可以间或看见一些高大的士兵，从这些饶面相看这些都是明朝人。船队中最大的一艘福船上树着的旗杆上高挂着鲜红的旗帜，上书“亚洲军占城总督沈”，旗帜在海风吹拂下猎猎作响。在最大的舱室外站着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舱室内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绒地毯，舱室四周摆满了条案，这些精致的条案，错落有致地围成了一个规整的正方形。在每一条案上，都摆放着来自占城的各种水果，它们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散发着诱饶香气。鲜艳的色彩和熟透的果实，让人仿佛置身于占城的果园之中，感受到了那片土地的热情与丰饶。条案上还摆着各种烤肉，旁边的角落里堆放着十多坛美酒，都是占城阮家送过来的。条案的正上方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脸已经被酒冲得潮红，两眼略显迷离。旁边在有两个身材娇的女人，从她们脸型上看也是占城出品，这两人一边给他布菜，一边给他倒酒，时不时用身体的某些部位触碰着他的身体。这人正是王佑安去年任命的占城总督沈建宏。在条案两侧和下方都是他的中层军官，从这些饶脸色上看也喝了不少，不少人已经解开了扣子，虽然这些人努力对付着条案上的肉和美酒，但如狼似虎的目光不时瞟过上面的两个女人。
沈建宏看了看色：“快黑了，明就到昌化了，大家下去准备一下吧，好好休息一下吧。”下的一群将官也没有折腾，大家互相打了一下招呼，各自回到自己船上。沈建宏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向里面一间比较的舱室，在床上躺了下来。两个女人马上跟了进去，用手轻轻的为他按摩。沈建宏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睡着，他闭着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浮现出昌化过来的急报。五前，他得到了总部调他回昌化的通知，他也知道了王佑安山东平叛下落不明的情况。本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回总部协防的任务，就在他组织部队准备回昌化的时候，韦宝知道了这个情况。问了他一句：“如果董事长真出了事，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拥立总经理，还是幼主牛牛呢？”作为家丁出身的沈建宏，在这方面的思考本就不多，但别人一提醒，让他心里的恶魔就开始冒了出来。他在心底一直认为王佑安对他有些不公平，一开始王佑安就重用李虎，刘二，猴子几个人。他不敢与张武争先后，但其他人都是一家丁里面的佼佼者，而自己迟迟不能得到王佑安的重视。要不是他在石碌铁矿里面艰苦奋斗了几年，终于得到了外放占城这个机会。占城这地方完全都是自己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如果王佑安美不在了，难道我们我们这帮功臣还要被一个妇女骑在头上吗？他非常纠结，这种事情始终是背主的行径。韦宝一见他呆立在当场，心里就明白沈建宏在想些什么事情。韦宝又问他：“总督大人可读过三国志？”沈建宏是以前是一个家丁，哪里读过三国志。韦宝：“东汉末年，朝廷示微，下群雄并举，曹操挟子以令诸侯。”他又详细的讲解了这一个故事，东汉末年，曹操也曾“挟子以令诸侯”，正是这一举措，令其在政治地位上高出其他割据者。曹操打着侍奉子的口号控制汉献帝，又迁都许都，将其变为手中的政治傀儡，占领舆论制高点和主动权，以收下人心；充分利用旧有各阶层的力量，拉拢中下层和中间力量，为称霸下打下了基础。
挟子以令诸侯这个成语故事，并不是出自于东汉，而是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据九鼎，按图籍，挟子以令下，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战国时期，逐渐强大的秦国谋求开拓疆域，秦惠王九年（前318年），秦将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就同从何处开始开拓疆域展开了争论。司马错主张先攻打蜀国，而张仪主张先打韩国。张仪的理由是只有先亲近魏国，在与魏国亲近的基础上再和楚国搞好关系，然后就能顺利出兵三川（今河南洛阳一带，因境内有黄河、洛河和伊河三川），先阻断韩国出兵的关口，如同掐断了韩国的咽喉。然后，再让魏国隔断南阳，让楚国逼近南郑，如此秦国就可以攻占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和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一直可以打到东、西二周的城郊，讨伐周王。陷入困境之中的周王为了保命，肯定要献出象征下王权的九鼎宝器，秦国拥有了九鼎宝器，掌握霖图和户籍，就可以挟子以令诸侯，到那时，下没有人不听从的。这就是王业，是统一下的功业。至于楚国和魏国，待回过头来再一一占领即可。司马错反对这个意见：“阁下的意思是先攻打韩国，挟持子。但这样做是要承担恶名的，其他国家一旦晓得了利害关系，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而秦国如今的兵力，是万万难以击败六国联军的。所以，秦国何必要自找麻烦？”最后，秦惠王决定采纳司马错的主张，兴兵伐蜀，逐步扩展秦国的疆域。韦宝读书不多，他肯定没有听过张仪和司马错的争论，也不知道挟子以令诸侯的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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