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堪六月初，赵顼对三娘的两件事情就有了结果。
渝州的民变根本就是混淆视听。所谓的“青苗法引发民变”，实则是当地豪强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蓄谋已久的叛乱。
经密探与转运司联合查实，叛军首领李光吉世代盘踞渝州，垄断当地盐铁贸易，鱼肉乡里多年。青苗法推行后，官府按律清查其名下隐匿的田产，又禁止他再向百姓放高利贷，断了他们的财路。
为此，李光吉怀恨在心，纠结梁承秀等人，伪造官府苛待百姓的假象，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聚众闹事，甚至勾结山贼袭击州府，妄图借此逼迫朝廷废除青苗法，恢复他往日的特权。
因此，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揭竿起义”，不过是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裹挟百姓、对抗朝廷、抵抗新政的幌子。并且，因着他们的抵抗，青苗法在当地都未能全面推行，赋税亦未加征，所谓“新政引发的民怨沸腾”，纯属刻意捏造。
而种谔战败之事，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诬告。
派去边关的御史查明，抚宁之战当日，夏军突袭抚宁，兵力数倍于宋军，且绕道奇袭，守军措手不及。种谔亲率残部死守城池三昼夜，粮尽援绝，终因城墙崩塌而被迫撤退。并无任何软弱无能、贪生怕死之相。
反倒是转运判官李南公，因未按时押送粮草，怕被追责，便串通几名对种谔不满的副将，捏造“种谔临阵失措、涕泗不已”的谎言，又买通监军递上诬告奏报，想将粮草延误的罪责转嫁给种谔。甚至有士兵作证，战时李南公躲在后方营帐，连战场都未曾踏足，更遑论种谔茫然向其求助。
赵顼看到两份结果的时候，勃然大怒。早朝之上，他直接将查实的军报摔在那些曾附和诬陷的官员面前，大声质问：“尔等不察虚实，妄加指摘，是欺朕无知，还是视国事如儿戏？还是有意捏造篡改，其心在谋国？？”一众官员吓的伏地请罪，抖如筛糠。
赵顼当即下旨：渝州叛首李光吉、梁承秀格杀勿论，余党清剿；同时命韩绛为宣抚使，调兵平乱，并严令地方不得株连无辜百姓，更不得将叛乱归咎于新法。至于西北，赵顼亲书手诏，为种谔洗冤，擢升其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赐金甲、良马，并斥责李南公“延误军机，欺君罔上，构陷忠良”，革职查办，押解京师问罪。
可是，最令赵顼心寒的，是那些曾在殿前跪谏、言之凿凿指斥新政与边将的旧党大臣们。他们证据未明之时，急于将败绩与叛乱归咎于“新法误国”，实为借题发挥，动摇国策，其心可诛。于是对当初叫嚣最凶悍的几位官员，革职的革职，外放的外放。
直至下朝后，回到书房里，赵顼心中的怒气还没过去。他铁青着脸坐在主位，六月的暑气也难掩赵顼心中的寒霜。看着书房外的树荫斑驳，他仍心有余悸——旧党们如同那些阴影里的蛇虫鼠蚁，随时都想在看不见的地方张牙舞爪、成群结队，直至搅扰到下不宁。
此时，王安石也在一旁痛陈：“官家，此乃奸人设局，欲以边关之败、地方之乱，离间君臣，倾覆新政！若非陛下明察，几为所误！”
他顿了顿，语气稍缓，目光恳切：“官家，自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至今，不过两年有余。青苗、均输初行，已见成效：去岁京师仓廪充盈，河北流民归业者逾十万。今日渝州之乱、西北之挫，恰是旧党畏惧新法之矫正，心存反扑之势！此次理应乘势追击，将旧党拔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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