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的京城尚裹在残雪里，正阳门瓮城的铜钟敲过卯初，英国使团的三辆双轮马车便碾着冻硬的土道，朝紫禁城迤逦而来。阿美士德勋爵隔着糊满明纱的车窗，望见宫墙转角处掠过一片月白色檐角，檐下悬着的鎏金铜铃正被北风撞出细碎清响——这与东印度公司报告里“闭塞而野蛮”的描述相去甚远，直到望见端门城楼上“数据房”朱漆木牌在晨光中反光，他的手指才不自觉叩了叩膝上的羊皮文书。
乾清宫东暖阁内，嘉庆帝的手指划过《英吉利贸易数据汇编》最后一页，墨笔圈注的“呢绒占百分之六十三，茶叶占百分之七十八”在明黄绢面上格外醒目。案头琉璃灯映着窗外飘雪，将他鬓角的霜色染得更重。自十年前数据房并入军机处，这般用算筹推演国策的场景已不知凡几，但今日要面对的，是继马戛尔尼之后第二支叩关的英国使团。
“启禀万岁，英使已至懋勤殿候见。”奏事处太监的通报惊起案头铜镇纸下的舆图边角，那是数据房新绘的《广州港十年货物流向图》，墨线间密注着各国商船到港次数、所载货物及税银数目，英国商船的朱红标记在黄埔滩头连成密集的点。嘉庆帝将《中英货值对比表》往袖口一压，锦缎袖口拂过案头叠成方胜的算筹，那是昨夜与首席数据官陈杰反复核验税率时留下的。
懋勤殿内，阿美士德的礼帽刚触到青砖，便听见上座传来沉稳的汉语：“贵使可知，尔国商船所载呢绒，十年间从广州港运走多少白银？”未待翻译转译，御前太监已捧出丈余长的黄绫横轴，图上红格白字分列中英货值：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年，英国输入呢绒货值累计三百二十万两，中国输出茶叶货值达五百八十万两。
“更紧要的是税银。”嘉庆帝指尖划过“呢绒进口税银百分之十五”与“茶叶出口税银百分之八”两处朱砂批注，“尔国商人抱怨关税苛重，却不知我大清对茶叶只征八分税，反比对呢绒多征七分。”数据房典簿捧着算筹盒趋前，三十六枚枣木算筹在黄绫上排出关税比例，“若按贵国所请‘片面最惠国’，他国税率低于我朝时，尔等亦可同享——”皇帝忽然冷笑，“但请问，贵国对我大黄、瓷器可曾少征半分？”
阿美士德的蓝眼睛在数据图上逡巡，最终落在“历年货值波动曲线”上：嘉庆十五年英国羊毛减产导致呢绒价格飙升，却恰是中国茶叶出口量激增之年。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清国对进出口货物的精准掌控——当伦敦商人还在为广州十三行的议价能力头疼时，北京的皇帝早已让数据房将十年商情织成了罗网。
“我国陛下希望……”使团秘书斯当东的话被嘉庆帝抬手打断。御前太监换了幅更的素绢，上面用蝇头楷列着《中英货值对比表》的细目：每匹曼彻斯特呢绒在广州售价三两二钱，其中税银四钱八分；每担武夷茶在伦敦售价十九镑，英国海关抽税竟达七镑——换算成银两用朱笔标在侧栏，恰是中国税率的三倍。
“贵国总贸易不公。”嘉庆帝起身指向北墙悬挂的《皇舆全览图·数据版》，珠江口的红色光点密如繁星，“我大清开海禁、设官牙、定税则，从无闭关之意。但公平贸易，须是两相情愿——”他忽然从袖中取出半幅羊皮纸，上面是去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压低生丝收购价的密报，“若只许贵国商船低价买我茶叶，高价卖我呢绒，却又要拿走‘最惠国’的好处，这算术，怕是不合《九章算术》的道理吧？”
殿内炭火噼啪作响，英国使团随员们交头接耳的声音混着算筹碰撞声。阿美士德忽然注意到，数据房官员们胸前的玉牌上，除了“治世镜鉴”四字，还刻着细的算筹纹路——原来这个帝国真的在用数字治理下。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在《货值对比表》上，终于明白那些横平竖直的线条，比紫禁城的宫墙更难逾越。
酉初刻的钟声里，英使的谢恩表上终究没提“片面最惠国”四字。嘉庆帝望着使团车马辚辚出东华门，指尖摩挲着表文尾页“愿遵两国数据章程”的墨迹，忽然想起十年前数据房初立，自己在养心殿算错八旗生计率时，陈杰那番“数字不会谎，谎的是人”的话。雪不知何时停了，乾清宫檐角的冰棱正滴着水，将阶下《英吉利贸易数据汇编》的黄绫封面洇出浅褐的印子，恍若时光在数据上留下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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