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之路多艰，阻力横生。直隶总督温成惠曾上疏言：“州县官困于填图造册，竟雇账房胥吏造假，反增民间徭役。”嘉庆帝闻之震怒，敕令都察院将“数据舞弊”定为“欺君之罪”，较寻常贪腐加三等论处——盖因自和珅伏诛后，帝王深知，唯有使数字成为铁证如山，方能破“官官相护”之锢，堵“虚词搪塞”之门。
至嘉庆十二年春，七省已奉圣诏设立“数据房”，专司民生数据汇总登记。浙江巡抚阮元据“粮价差率”查得米商囤积十万石，遂请圣命开仓平粜，按全省均价抛售，浙中米价旬日回落两成；陕西布政使依“赋税征比”追查藩库亏空，竟牵出乾隆朝遗留“捐监冒赈”旧案，涉案官员三十余人，皆按数据勾稽逐一落网。往昔需钦差出京方能查办之重案，如今凭一本本黄册、一张张图表，贪吏便无所遁形，时人谓之“算筹之下无巨奸”。
嘉庆十二年春，云南布政使司将新制斑铜香炉贡入紫禁城。炉身錾刻“官民同利”四字，金光映着养心殿的朱漆梁柱，恰如滇省矿税改革后的吏治新貌。嘉庆帝抚炉长叹，忆起去年秋鄂辉伏法时的哭号：“臣以为山高皇帝远，不料矿坑细事皆入听。”殊不知，自推邪数据建档”以来，各省民生细目皆驿递入京，帝王案头的黄册，早已成为照破下贪墨的悬镜。
雪夜初融，帝临全国官员数据总册，见“治熵值”一栏多有标红者，忽取朱笔批于册首：“熵值高者未必尽贪，熵值低者未必尽能。”此语道破数字治世之局限——数据可量赋税多寡，却难测官心正邪；能揪出鄂辉之流的硕鼠，却无法根绝官场积弊。正如两淮盐改既赖拍卖数据，更倚帝王铁腕，今日“数术查贪”，终究是制度之网与帝王权术的合璧。
当春风吹化檐角残雪，云南驿递来报：汤丹厂矿税明细已张榜布政司辕门，倮倮族头人持贝币核计抽成，竟发现抽课较鄂辉任内减少三成。嘉庆帝望着窗外初绽的杏花，忽命将鄂辉旧宅改建为“算学馆”，专教州县官核计数据之法。他深知，这场始于盐政、兴于矿税的数据革新，虽未能根治贪腐，却在清史长卷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位帝王试图以算盘与图表丈量下，在传统官僚体系中凿开一道缝隙，让理性之光透入积弊深重的官场。
历史的深意在于，当鄂辉辈在数据前战栗时，嘉庆帝亲手推动的“以数治吏”之策，已为后世吏治革新埋下伏笔。那些被匠人精心绘制的折线图、被算筹拨弄的税赋表，终将成为旧帝国在盛衰交替中寻求变革的明证，让后人于泛黄黄册间，得见一位帝王在传统与革新间的权衡与深虑——他以数字为刃，试图剖开吏治的痈疽，虽难逆王朝兴衰之局，却为帝国官僚体系注入了一丝冷峻的理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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