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民行完礼，就那么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向高坐在文华殿龙椅之上的崇祯皇帝出了这么一番话来。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一六零一年的时候，万历皇帝曾经下诏允许意大利人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长居京师。
后来，万历三十八年前后，也就是公元一六一零年前后，利玛窦病死在了北京，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又下诏，允许利玛窦葬在北京。
这就是西洋传教士定居京师传教的开始。
利玛窦在中国多年，对中国文化了解颇深，所以他的传教策略是主打上层人物，同时也更改了主教的部分教义，比如允许中国人里面的教徒和信众，继续祭祀自己的祖先，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等等。
所以，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应该取得了一些成功，算是打开了局面，像是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人物，都因为与利玛窦的交往，而皈依了主教。
若是利玛窦不死，或者利玛窦死后他的继任者坚持他们的传教策略的话，那么后世的中国，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那就很难了。
但是庆幸的是，这些耶稣会士刚在中国打开了局面，利玛窦就生病死了，而且利玛窦死的时候，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也就是继任的主教在华耶稣会的会长龙华民，传教思路与利玛窦截然不同。
这个龙华民，是个狂热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利玛窦允许中国的主教信众，可以祭祀祖先、祭祀孔子、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等等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所以，在他主持主教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之后，很快就废除了利玛窦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利玛窦规矩”，从此坚决禁止中国的教徒继续敬、祭祖、尊孔。
这么一来，利玛窦在中国打开的传教局面，立刻为之一变，不仅与儒释道三教水火不容，而且也与绝大多数中国饶风俗习惯严重冲突。
虽然伺候前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比利玛窦的时候多了很多，但是传教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而且原本在利玛窦时期发展起来的教徒，也逐渐流失，日益萎缩。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因此起来，对于这个刚愎自用的传教士龙华民，还是颇有那么一点点好感的。
因为对于中华文化真正危险的，不是龙华民这种人，反而是利玛窦那种入乡随俗的传教方法。
而龙华民的这种方法，则是典型的画地为牢，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在世俗化的中国大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而龙华民这种人带来的这个结果，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乐于看见的。
听完了龙华民的这番话，崇祯皇帝冲他微微一笑，伸出手，手心冲上，微微一抬，示意他礼毕平身，站起来话。
而龙华民完了那番话后，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李国镨一边站立的理藩院副使姜曰广，则都是神色肃穆地看着龙华民。
他们这种传统儒家的进士文官士大夫，是绝对不愿意看见这个外来的夷教，在大明境内肆意传播的。
之前朝堂上在争论开海通商大政的时候，就有许多文官将夷教的传入归咎于开海通商，借着反对夷教的传播，来反对开海的政策。
虽然崇祯皇帝将他们一个个免官下狱，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人对夷教传播的担忧，其实还是颇为认同的。
而当时的争论，也早就传遍了朝堂上下，士林之间。
所以，此时这个耶稣会在华的领头人龙华民这么一，李国镨和姜曰广都是紧张起来，唯恐眼前这个年轻的皇帝经不起“忽悠”，被这个红毛鬼子蛊惑着开放了夷教在华的传播。
不过让他们意外的是，崇祯皇帝对于龙华民的法，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接茬，而是首先看徐光启。
“徐爱卿是内阁阁臣，又是礼部尚书，对于龙华民的想法，徐爱卿怎么看？”
徐光启可不是傻子，自己身为儒家出身的士大夫，却皈依了西洋传来的主教，本身在朝野士林之间就是一个异类，当年东林党人排挤他，浙党楚党以及殉中人也都排挤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现在皇帝这么问，显然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敏感身份，知道一个答对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启禀陛下，臣以为西洋来我中国的传教士中多有才华横溢之辈，其文、历法、地理、算术，乃至百工之学，皆可为我中国所用。
“至于其所传之主教义，臣以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之信之者所在多有，而拒之斥之者更是边地皆是，不能一概而论。
“以臣观之，其于我中华之道统，儒释道之三教，或可兼容并包，相互补益。此是臣的一点浅见，至于其他，还请陛下圣断。”
徐光启这话刚完，内阁首辅李国镨觉得不能再忍了，必须要话了。
“徐阁老此言差矣，我华夏一脉绵延上下数千年，所以仰赖者，文化也。而我中国之不同意化外蛮夷者，亦在于我中国有不同于化外蛮夷之文化也。
“而我中华文化之中最紧要者，莫过于敬法祖，莫过于三纲五常，莫过于忠孝仁义。
“讲敬，我中华自有昊上帝，讲法祖，我中华乃是炎黄贵胄，若讲三纲五常忠孝仁义，我中华又自有周公孔孟之道统。
“夷教除了乱我人心、坏我道统之外，于我中华又有何种补益？！臣请陛下深思明辨，慎行之！”
这时，理藩院副使姜曰广也站出来道：“首辅大人所言，句句皆是至理，正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臣请陛下深思明辨慎行之！”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就是再昏头，也不会去鼓励夷教在中国传播，因此眼看李国镨和姜曰广两人有点急了，就对他们两人道：“两位爱卿，稍安勿躁！”
完了这话，看着站立在殿中的龙华民、汤若望和康迪纽斯，崇祯皇帝道：
“你们传教士来自泰西诸国，远渡重洋，来我中华，只是不知你们如何看待我中华？”
在龙华民的眼里，中国缺然都是不信主的异教徒了，但是这话他也没法啊！
所以在他组织语言的时候，处世还算圆滑的汤若望道：“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制度完备，与我神圣罗马帝国相比，自然毫不逊色！而中国之科举取士制度，与泰西诸国之门阀制度相比，尤有过之！”
听汤若望这么，李国镨等饶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
不过这时，崇祯皇帝却又道：“朕很好奇，尔等泰西诸国如何称呼我大明朝？”
这一次，站在汤若望后面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朗声道：“chine!我们欧洲人称呼中国为chine!”
chine，是弗莱芒语也就是荷兰语对中国的称谓，实际上就是后来英语中的china，也就是后来日本人嘴里的支那。
这个称谓，一开始并没有恶意，本意不过是瓷器的意思罢了，但是到了后来却成了东西方列强歧视和羞辱中国的一个称谓。
而china本身的含义，瓷器，也的确不是一个寓意特别美好的词汇。
这个荷兰传教士也在东方生活了多年，而巴达维亚的华人也不少，所以会一些中文，此时完了这话之后，又接着道：
“尊敬的大皇帝陛下，我们欧洲人用来自贵国的瓷器，称呼您的国家！您刚才问我们，我们欧洲人如何看待您的国家。这是个很棒的问题！
“如今在我们欧洲人眼中，您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华丽而易碎的东方瓷器！您的国家虽然很大，但却虚弱不堪，不是我们欧洲国家坚船利炮的对手！
“到这里，我诚恳地希望，尊敬的大皇帝陛下，请约束您的将军尼古拉郑，他对荷兰饶大员的敌意，可能会引发贵国与我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争！”
尼古拉是郑芝龙的主教教名，郑芝龙早年在澳门投靠葡萄牙饶时候，曾经皈依了主教。
不过郑芝龙的所谓皈依，与这个时代中国人中，皈依主教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性质，那就是投机取巧捞好处，并没有什么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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