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秦凤之战中的“黄花谷战役”，也成为冷兵器时期一次经典的山地反包围战的典型案例，被载入军事史。
这一战在后蜀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不仅仅是丢失四州土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蜀饶信心遭受沉重打击。全国最优秀的将领、最精锐的士兵，主场作战，竟然被后周的二流部队完虐！从此之后，后蜀患上了“恐周症”，再也不敢觊觎中原，这种恐惧一直影响到大宋灭蜀的时候，蜀军对大宋军队也是谈虎色变，望风披靡。
李延珪、伊审徵等纷纷上表待罪，孟昶好言宽慰，并向剑门关增派部队和粮饷，以防备后周的继续深入。
为了筹措军饷，孟昶不得不滥发货币（铸铁钱），继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蜀地经济，百姓怨声载道。后周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把后蜀打玻
战后，后蜀文武百官纷纷要求追究李延珪的败军之责，就连皇太后也多次要求解除李延珪的兵权，孟昶实在顶不住压力，终于在两年后（957）将李延珪解除军职。
柴荣撤兵后，大赦四州，遣还了俘虏，还给了俘虏路费、安家费，向后蜀示好。
通过前文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柴荣见好就收的原因是要用兵南唐，“蜀道难”的副本通关后，柴荣立刻开启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副本，打响了“三征淮南”。
在与南唐僵持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安抚后蜀，柴荣再次归还了893名“怀恩军”。“秦凤之战”中，数千蜀兵被俘，战后柴荣让他们自愿选择去留，愿意回蜀地的给路费安家费，愿意留在中原的改编为“怀恩军”，调到淮南前线。
孟昶同样将开战之初俘虏的周将胡立等八十人遣还，算作是对后周的友好回应。孟昶让胡立转交一封国书给柴荣。
书信的抬头是“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然后在信中跟柴荣攀老乡（言家世邢台，愿敦乡里之分）。孟昶生于河东太原府，祖籍是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而柴荣祖籍也是邢州，因此孟昶跟他攀老乡。
前文我们提到过这封信，《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也有明确记载，柴荣“怒其抗礼”，因为孟昶自称“大蜀皇帝”，且与中原子平起平坐，故而不予回应。
实际上，这封信不仅在抬头上以“大蜀皇帝”抗礼，在内容上更是抗礼，简直就是歪曲事实、胡搅蛮缠，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浑水摸鱼、颠倒黑白，我们来看一下：
“……洎审晋君归北，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成都之境，秦、凤、阶、成诸川实为下国之边陲……”
这句话能忍吗？能认吗？
孟昶的意思是秦、凤、阶、成四州自古以来就是大蜀国的领土，是后蜀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才趁后晋灭亡而中原无主的时候，将故国领土收复。
在力争领土主权的同时，还婉转地指出了后周政权的法统不正，“晋君归北，中国且空”，您的所谓大周也不过是自封、自立，凭什么就要继承后晋的江山社稷呢？
前文已经强调过，作为中原政权正统的后周王朝，特别是立志统一下的柴荣大帝，根本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蜀、淮、幽、晋等皆为反动分裂势力，必须予以彻底剿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大蜀国”，普之下莫非王土，何来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后蜀领土一？
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然而淮南战场的情况也不允许后周在这个时候与后蜀再次展开大战，于是柴荣只能选择“不答”，不回复就等于不承认信中的内容。
纵观书信全文，抛开内容、不谈事实，孟昶的姿态还是相当卑微的，拍柴荣的马屁，拍郭威的马屁，也表达了希望两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当得到柴荣“不答”的态度后，孟昶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当即怒道：“朕郊祀地称子时，尔方鼠窃做贼，何得相薄耶？”
也正是孟昶的这句话，让有些学者真的把一切目光都聚焦在了“大蜀皇帝”四个字上，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主权问题。
其实孟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只有把热度引到“大蜀皇帝”、“何得相薄”上面，才能模糊秦凤阶成四州的主权问题，把领土争端问题暗度陈仓，好像柴荣默认了四州之地本就属于后蜀，而只是骄傲自大、不愿跟战败国平起平坐。
时至今日，不少历史爱好者都被孟昶带了节奏。他装糊涂，带节奏，而本书值钱的地方就是偏要扒他的底裤。
此次“已读不回”事件的半年后，“三征淮南”结束，南唐割让江北全境，奉大周正朔，后蜀再次受到了震动。很快，荆南高保融就给孟昶发了条私信，劝孟昶归附中原。孟昶告之“已读不回”事件。
紧接着，边境就传来消息，后周再次向边境集结，准备入蜀。与此同时，荆南高保融二次来信，苦口婆心，劝他不要以卵击石，赶紧向中原纳土归顺。
想起前几年的“秦凤之战”，以及近期的“三征淮南”，孟昶认为确实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议题，于是召集群臣商议。
宰相李昊开宗明义：“从之，则主上受辱；不从，则难逃大战。诸位有信心打败周师吗？”
这么问，没人敢“从之”。于是诸将争先恐后地表忠心，陛下圣明，江山险固，岂能望风而降？我们愿意以死报效君王！
孟昶大受感动，当场命李昊用强硬激烈的措辞回复高保融。我投降你个串串！瓜娃子，来成都陪老子耍耍嘛。
随后，孟昶以赵崇韬挂帅，孟贻业、赵思进、韩保贞为纵队司令，率领六万大军奔赴前线，守备各处卡口，准备跟后周一决高下。
后来的故事前文也已经提及，在后周尚未完成战争集结的时候，立功心切的李玉贪功冒进，擅自开团，导致大败。柴荣经过理性地分析研判后，果断放弃伐蜀，转而北伐，完成了“北定三关”的壮举。
后蜀化险为夷，长舒一口气。
又过了半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改国号为大宋。
在这一年得年底，宰相李昊上奏，大宋国力强大，有并吞宇内之雄心，我们最好恢复一下两国关系，向大宋称藩。
孟昶很不高兴，给出的答复是：“你一边儿凉快去吧（卿且去，朕徐自图之）”。
这一年的年关岁末，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件事是后蜀皇太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神人给她托梦，神人自称是在皇宫守护皇上的神龙，特来向她老人家请假，因为世界那么大，它想去看看（皇太后梦青衣神，自言宫中卫圣神龙，乞出居于外）。于是孟昶就依母亲的指点，在昭觉寺修建一座祠堂，房产证给到神龙。
卫圣神龙出居于外，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这是不祥之兆。
第二件事更有意思，它差点儿勾起人们遥远的回忆——“南诏入寇”。此时洱海一带的南诏政权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大理国”，其统治者名叫段思聪。段思聪打算军事入侵，其宰相高候极力反对，当初南诏在最鼎盛时期勾结吐蕃，联合对蜀地用兵，尚不能侵夺，旷日持久的战争反倒把自己拖垮，以致亡国，如今周主英明神武，雄心壮志，蜀地孟氏早晚必为其所吞并，我们应该修缮城池、秣马厉兵，静观其变，何必劳师远征，为自己招致祸端呢？别以为自己叫个“思聪”就能多Nb，别撕葱不成、反被割韭菜。
段思聪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入侵计划。
关于大理国和段氏，后文还会提及，在此一笔带过。总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管是南诏还是大理，成都是他们梦魂萦绕的温柔富贵乡，做梦都想舔一口。
公元962年，随着大宋帝国的日益强盛，孟昶愈发惧怕宋兵入蜀，于是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储备，其中最饱受争议的举措就是颁行铁钱。
铸铁钱、锡钱、铅钱等等，都是古代常见的金融措施，可以简单理解为今的量化宽松，再通俗一点，就是增发货币，狂开印钞机。
蜀地缺铜而多铁，所以蜀地常用铁钱代替铜钱。除了蜀地，其他割据政权也有使用铁钱的例子，比如南楚。除了受限于客观矿产资源，军阀主观上也把铁钱、铅钱等作为割韭材手段，其中吃相最难堪的当属唐末的幽州刘仁恭，此君直接发邪泥钱”，明明可以抢，他还慷慨地赠送了泥土。
从古至今，货币政策都与政权的兴亡息息相关，坚持铜钱的未必不会出事，而合理运用铁钱的也会创造经济奇迹，比如马殷的南楚政权，就是通过以铸铁钱为基础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使得南楚繁荣富庶，一度成为中国商业中心。
孟昶在“秦凤之战”时就开始铸造铁钱，但当时仅仅是在边境地带试行，到了962年，则颁行全国。滥发货币（铸铁钱）的直接原因就是筹措军饷，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流通不便，铁钱的价值低于铜钱，要想买一匹绢，要背着上百斤的铁钱。正因铁钱流通不便，所以后来才在蜀地最先出现了纸币——交子。
其次是假币泛滥（私铸），铸铁钱的设备门槛和技术门槛远低于铸铜钱，于是造假钞（私铸铁钱）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冒死犯法者前赴后继。
第三是扰乱正常生产经营，基于上述私铸的原因，官府不得不“禁铁器”，就像铜禁一样，但铁器在民间的使用场景更加广泛，如捕、锅碗瓢盆、农具等，官府为了防止私铸，就要严格管控民间的铁器使用，严重影响了百姓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第四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是上述原因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五，则更为致命，那就是容易遭受金融狙击。简单，就是境外势力“造假币”，然后套购本国、本地区商品，扰乱市场秩序，从而加速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财富缩水……
962年，孟昶向着深渊迈进邻一步。
深渊也在向着孟昶招手，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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