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公的谋划，周琦直到如今方才理清。
正如之前周琦与项弘讨论的那般，这个时代上升通道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把控。
莫是周琦这种乡间地主，就算强盛如沛国周氏，虽能横行一郡，甚至能够左右地方政策，可想要进入朝廷中枢，却是难如登。
造成这种结果，不仅因为每年举孝廉的名额非常有限，也因为世家大族把持朝政，自然不愿地方豪族过来分这一杯羹。
不仅仅是这些世家大族，就算是当朝子也不愿意地方豪族入主中枢。
这些豪族本就权倾一方，如果再于朝中担任重要职位，很快就会演变成新的世家大族。朝廷本就有意压制世家大族越加膨胀的权势，更不会行此自掘坟墓之举。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为了让皇权拥有更多的权利，皇帝也就开始重用外戚、宦官。
这也是为什么，自东汉开始外戚、宦官当权者不计其数。
并非这些外戚、宦官手段多么高明，而是子需要这两方势力，帮助巩固皇权与打压世家大族。
周家书香传世，每一代都想光复祖上荣光，所以无论老太公还是周琦那早夭的父亲，都苦读经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入朝为官。
现实却无比残酷，老太公穷极一生也只能担任乡啬夫职位，周琦父亲更是在游学寻找仕途机会的途中，不幸英年早逝。
到了周琦这里，他纵然拥有两世经历，通晓历史大势走向，也只能屈居乡里，终日游手好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琦可能会眼睁睁的看着时间流逝，看着历史洪流滚滚向前，自己却只能成为一个起不了丝毫作用的看客。
或许他也可以在曹操起兵初期前去投靠，仗着与之乃是同乡的情谊，再加上他超越现代一千八百多年的见识，或许也能逐渐得到重用。
可真要如此，他甘心吗？
试问哪个男儿没有豪杰梦？哪个男儿不想统帅千军万马，俯仰地英豪？
他既然有幸能够来到这个豪杰并起的时代，自然不愿再像前世那样屈居人下，最终郁郁不得志。
他要的是豪杰俯首，要的是平定乱世，要的是这万里河山！
或许会有人觉得他很狂妄，会觉得他有些不自量力，可那又如何？假如穿越一回，连这些梦想都不敢拥有，活着与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纵然他最后不能成功，纵然他最后兵败身死，又有何妨？
最起码。
他来过，他看过，他试图征服过。
他不幸，却也非常幸运。
不幸，是因为出身并不太好，相比起那些名留青史的汉末诸侯，周琦起点实在太低，想要成就大业必然会难上许多。
幸运，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爷爷，在得知周琦的志向以后，哪怕豁出性命也要为他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通之路。
或许老太公没想过周琦最后会成功，也不奢望这个孙子最后能走多远。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去做了，只是为了那丝无比渺茫的机会。
不得不，老太公的确是一名被埋没的智者，只可惜生不逢时。
他知晓当即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死，所以才准备剑走偏锋，为自己孙子开辟出另一条路。
如果举孝廉、征辟乃是独属于士饶上升通道，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就只剩下以任侠之气扬名，成为那种权行州郡、力折公侯的豪侠这最后一条路了。
汉代崇尚孝义，孝可举孝廉，义可为豪侠。
似曹操、刘备、袁绍、袁术、孙坚这些汉末最出名的诸侯，少时都好任侠，以侠义闻名。
这些人难道是吃饱了撑的游手好闲吗？非也！这是结交权贵，为自己积累名声最简单的办法。
名利，名利。先有名，才有利。
诸侯讨董，曹操独自领兵追击董卓，虽然兵败差点被杀，麾下士卒折损殆尽，看起来得不偿失。
可事实上呢？曹操却通过这种看似吃亏的举动，赢得了一心为国、毫无私心的名望，这才为曹操后来招揽到那么多贤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备曾两次舍弃全部基业，领兵去救与自己毫无关联之人。第一个被救的孔融，让本来寂寂无名的刘备名声大噪，正式进入下诸侯的视线郑
第二次再次舍弃全部基业，以微弱之力前往徐州救援陶谦，更是令刘备仁义之名传遍下，就连陶谦都以徐州牧之位相让。
刘备的名声，也为其后来招募赵云、徐庶、诸葛亮等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的，两次舍弃全部基业救援与自己毫不相识之人，乃是刘备此生最成功的两次风险投资。
在后世人看来，刘备这种举动很傻，可在当世，此举却为其打下了王霸之基。
老太公或许早就知晓了阳球奉诏彻查王甫之事，所以才故意在王吉身前死节，就是为了给周琦创造一个机会。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考验。
如果周琦在老太公死节以后，没有胆气或者没有能力杀掉王吉为之报仇，那么周琦之前所谓的志向也就成了一个大的笑话，最好安安稳稳度过此生，不要再好高骛远。
如果周琦做到了此事，必然名扬州郡，甚至将有极大概率会得到阳球器重，这难道不是一条通之路？
阳球年轻之时，就因郡中有位官吏辱其母，遂领数十少年将此郡吏灭门，因此名扬州郡。
这个时代任侠之气甚浓，如果杀人是因为忠、孝、义，杀人者不仅不会遭受唾骂，反而会被传为美谈，为众人所称颂。
譬如冠军侯霍去病，因李敢辱其舅父，当着汉武帝的面将其射杀。此举虽有些骄横跋扈，却也能够一窥当世风气，汉武帝也并为此事责罚霍去病。
除此之外，东汉末年的阳球、夏侯惇、典韦、关羽、徐庶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经历。
这个时代的儒家可不似宋明清那般软弱，反而颇有血性，提倡以直报怨、以牙还牙、有仇必报。
《礼记》云：君父之仇，不共戴；兄弟之仇，不反兵革；交游之仇，不与同国。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所以两汉时期为报私仇杀人、灭门之风非常盛行，杀人者在法律与道德上都能得到谅解，也会被许多世家大族包庇，帮助他们逃脱法律的惩戒。
直到曹丕登基以后，颁布诏书严令不得私相复仇，这种风气才慢慢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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