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汉死得可惜，不只是老百姓怀念他，对于刘询来讲，他真该和赵广汉坐下，哥儿俩喝喝酒聊聊。
这俩饶业务风格很像，喜欢实在的东西，不玩虚的。
这跟刘询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我们前文提到过，刘询从就是个胡同串子，老百姓的事儿他是真的懂。老百姓不会关心x个代表，x荣x耻，第多少届什么全会又出了什么决议之类，老百姓关心房价、油价、柴米油盐价。
霍家党覆没的那一年，刘询发红头文，降低盐价。
自武皇帝开始搞盐铁专卖以来，盐的价格一直高得可怕，因为国家要靠这项收入赚钱，但是盐又不能不吃，所以民间的意见非常大，昭皇帝时期还开过一次盐铁会议，要取消盐铁专卖，最后也没达成一致，不了了之。刘询这道降价令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大概可以和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相比。
武皇帝时期，打了几十年的仗，尽管都是对外战争，但从某种程度而言，称其为乱世并不过分，乱世用重典，所以张汤杜周如鱼得水，当时的地方官也尽是挑选狠角色，连外派的绣衣使者都是扛着大刀杀遍全国。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经过昭皇帝十三年的和平，乱世不再，隐隐约约盛世要回归。刘询亲政后，对武皇帝制定的，霍光一直延续下来没怎么变的那一套，很不看好。外边不打仗了，国内自然就安稳了许多，都不用去逼，狠角色们没有发挥的地方了。这种时候，再弄一些张汤一样的人出来，简直是没事找事。免不了要改革。改革分两种，自上而下，叫变法；自下而上，叫革命。现在大家过得都挺好，没人搞革命，改革的事儿，是刘询主动提出来的。
在这样稳定的环境下，刘询没有坐享其成，还主动寻思着怎么让大家过好一点儿，千古明君传里，应该重重为刘询写上一笔。
刘询曾经在开会的时候，郑重其事的道，想让老百姓安稳，有两件事一定要做好，一是政治清明，二是司法公平，这两件事，要靠诸位帮我一起做到。
刘询嘴上很少很大的话，开会的时候也不会跟大家研究霸道治国还是王道治国，因为不管霸道还是王道，不管是法律条文还是道德条文，最终要靠具体的人来实现，以人为本，人治是个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概念，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
在汉代来讲，没有专门的吏部，丞相御史大夫以及部级干部都可以提名地方官人选，然后开例会讨论，大家如果没什么意见，皇帝一般也没什么意见，地方官几十上百个，皇帝很难全部了解过来，就是签个字同意。
刘询则完全不一样，他亲自担任大汉帝国组织部部长，每一个地方官，包括刺史、太守、诸侯国丞相，刘询都要亲自叫来谈话，而且是谈实事，你去这个郡做太守，有什么计划？这个郡治安不好，你打算怎么整顿？这个郡落后，你打算怎么发展经济？诸如此类。地方官如果答不出个子午卯酉，委任书就直接扣住。而且刘询因地委任，根据各地方的实情，安排不同风格的人去管，简单，让灰太狼去管狼窝，让喜羊羊去管羊圈。
地方官到任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御史从长安去当地视察工作，看一看地方官跟皇帝的，和他实际做的能不能对上号，对不上号的，要查出什么原因，是客观环境导致还是这个人其实不校地方官来长安述职，想忽悠都没机会。
这一套行事方式跟赵广汉的情报网倒是有点像，刘询兴许真跟赵广汉一起喝过酒也不定啊。
廷尉史（可以理解为司法部副部长）路温舒曾经上过一道很长的书，里面提到一件到今还让中国非常纠结的事情：人权问题。
路温舒提到，当前国内司法界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即用刑太重，从源头，这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抓住人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此人是否真有案底，而是直接上刑讯问，严刑拷打，致使很多本来无辜的人熬不住，生不如死，屈打成招，造成大量冤狱错狱（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这在民间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坏。司法乃国之大事，《尚书》言，放过一个坏人也比冤杀一个好人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反观如今国内司法界，则竞相攀比谁的逼供手段高明，谁判的死刑犯多，可怕的是，这竟然是司法官员的考核指标；更可怕的是，有司法官员明明发现了冤假错案，却不敢去平反昭雪，因为一旦确定有冤案，则证明该官员之前有错，有错则会遭重罚。如此恶性循环，冤案只会越积累越多，长此以往，我们一贯所言、所为之奋斗的太平盛世，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老百姓的话讲，哪怕监狱没有墙，也千万不要进去；哪怕法官是块木头，也千万不要遇到。慈情形，实为可悲。路温舒代下人恳请陛下，慎重决狱，放宽刑罚，则太平之世有望可及。
（注：秦之十失，废封建、修长城、收下兵器熔之铸金人、修阿房宫、焚书、坑儒、修骊山陵墓、派人去海外求长生不死药、赶太子嬴扶苏出长安城、滥用治狱之吏）
路温舒讲的这些，基本是实情，从秦朝，严格来讲从商鞅变法，到秦朝，到汉朝，到刘询时期，严刑重法一路继承，中间只有文皇帝刘恒时期稍微轻一点，文皇帝时期每年判死刑的只有寥寥几百人，史称“有刑错之风”，刑错就是有刑法而放置不用。注意，法还是那么重，没有变宽，刑还是那么严，没有变轻，只是用的少了。所以刑错之风的个人味道太浓了，它没有形成规章制度，只是文皇帝个人性格如此，皇帝一换，原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武皇帝时期只能变本加厉了，写法律条文的竹简得用车装，一年判死刑的，以万计算，霍光辅政时期，他不敢变，他本人也不反对严刑重法，一直延续到刘询时期，依旧如此。
刘询对路温舒的这道上书非常重视，发给一众官员参看，并批复路温舒讲得很到位。
当年底刘询发红头文一封，下令在廷尉署增设四个大法官（廷尉平，简称廷平）的职位，高薪，年俸六百石，负责审核全国的案件，尤其死刑案，一切务求公平第一。
第二年这个措施便发挥作用了，秋后杀人季，报给刘询勾决的死刑犯确实少了。而每当勾决的时候，刘询则斋戒吃素，不近女色，虔诚勾决，算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一举措，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反响都非常之好。
刘询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而有人看得更远。
涿郡太守郑昌发来长安一封奏疏，专门提到了廷尉平一事。郑昌，陛下既然重视司法，则司法必有改观，设不设廷尉平这个职位其实都一样。但廷尉平的四个人，生杀予夺，权力太大，而且不受监督，第一年他们公平做事，第二年第三年谁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时间一长，必有专权之嫌。这样做治标不治本。我的建议是，与其设置廷尉平，还不如彻底一点，修改删减法律条文，减少死刑，降低量刑，变革判案流程，避免冤假错案，并形成法规，后世也会跟着遵守了，这才是解决司法弊赌长久之计。
郑昌这份奏疏，刘询拿起来放下，放下又拿起来…
刘询想起自己在民间时所看到所听到的那些事情，杀一个，能震慑一百个……每当行刑时，围观的老百姓都叫好……
刘询最终还是把郑昌的这份奏疏放下了。这份险些将中国的法治和人权进程加快两千年的文件，被存到档案室。
刘询这一沉默，延续了两千年。
“199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实施新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三原则，进一步实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
多年后，已经成饶太子刘奭曾看到郑昌这份奏疏，发现父亲刘询未在上面做任何批复。刘奭摇了摇头。
多年后……曾……
这叫什么时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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