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罗马城中庆祝意大利外交胜利的欢呼声仍在回荡，但奎里纳莱宫与首相府之间的氛围却悄然变得微妙而紧张。随着年轻的翁贝托一世国王逐渐适应了王位，他那被丧父之痛和初期谨慎所压抑的个性与抱负，开始日益鲜明地展现出来，与他父亲时代那位近乎无可争议的强权首相之间，产生了难以忽视的理念差异与权力摩擦。
与老成持重、更倾向于幕后运筹的父王不同，翁贝托一世年轻气盛，深受军队尚武精神感染，极度渴望通过辉煌的军功来证明自己，超越父亲的成就，赢得不朽的历史名声。他频繁视察军队，身着笔挺的元帅服，在烈日下检阅部队，向士兵们发表充满激情、甚至有些煽动性的演。
“士兵们，意大利的荣耀不在于议会无休止的辩论，也不在于商人计算利润的算盘。它在于你们手中紧握的钢枪，在于你们脚下征服的土地，在于我们战舰犁开的蔚蓝波涛。”他的话语简单直接，充满了对武力的崇拜和对扩张的渴望，极大地迎合了军队中少壮派军官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胃口，赢得了他们狂热的拥护和崇拜。
这种对军队的直接影响力，很快超越了传统的界限。翁贝托一世开始越来越多地绕过内阁和文官系统，直接召见总参谋部的将领，以最高统帅的身份询问详细的军事计划、部队备战情况、新式武器的研发进度，甚至对某些具体的人事任命和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行为，虽未明确违反宪法，却无疑严重侵蚀了政府对军队的文官控制原则，也让首相处境尴尬。
亚历山德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他深知必须维护王权的尊严，尤其是在新王初立、需要树立权威的时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向议会施压，适当增加了军费预算，批准了部分扩军计划，以满足国王和军队的期望，暂时安抚这股躁动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极度警惕国王这种危险的倾向。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意大利的统一与崛起得益于精密的算计、外交的博弈和经济的支撑，而非单纯的军事冒险。国家的财力有限，北非和克里特岛的消化才刚刚开始，潜在的治安战泥潭和巨大的治理成本已然显现，此时绝不能再陷入新的、不可控的军事冲突。
他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他通过与王后玛格丽特（她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性格较为理智冷静，且与亚历山德罗保持着尚可的工作关系）的非正式沟通，委婉地向国王传递信息，强调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已得成果、发展经济、稳定财政，过度军事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他牢牢掌控着内阁和议会中的多数派（统一党），利用内阁审议程序，巧妙地延迟、修改甚至否决国王提出的一些过于激进、不切实际的提案，比如大规模建造无畏舰计划或向巴尔干派遣“志愿军”的设想。
然而，最直接的理念冲突，在一次御前会议上爆发了。议题是关于意大利未来的殖民方向。
翁贝托一世显然对仅仅获得北非沙漠和一座爱琴海岛屿并不满足，他目光灼灼地指着地图上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位置，提出了一个让在场文官们倒吸一口凉气的激进计划：“诸位，柏林会议只是开端。看看这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却被野蛮的酋长和原始的军队统治着。它阻挡着我们东非殖民地的联片，更是我们意大利帝国荣耀之路上的绊脚石。我建议，总参谋部应立即着手制定一份详细的征服计划，派遣远征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障碍，将意大利的旗帜插上亚的斯亚贝巴。”
这番话充满了年轻饶冲动和对军事力量的盲目自信，完全忽略了埃塞俄比亚复杂的地形、恶劣的气候、以及当地战士骁勇善战的历史（不久前意大利才吃过亏）。更危险的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英法两国在簇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可能引发的国际干涉。
亚历山德罗强压下心中的不快，他必须阻止这个灾难性的想法，但又不能直接驳斥国王。他深吸一口气，语气保持恭敬但内容无比坚定：“陛下，您的远见和勇气令人钦佩。埃塞俄比亚确实是我们长远的目标。”
他先予以有限的肯定，随即话锋一转：“然而，陛下，征服一片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面积远超利比亚、人口众多且战士悍勇的山地国家，其难度和所需投入，将远超我们之前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这绝非一次惩戒性的远征所能解决。”
他没有直接“不”，而是将目光投向财政大臣里卡尔迪和陆军大臣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
里卡尔迪立刻心领神会，面露难色地开口：“陛下，首相阁下所言极是。仅仅是维持北非和克里特岛的驻军和治安，每月就已耗资巨万。国库实在难以支撑一场规模如此巨大、且胜负难料、周期漫长的战争。一旦陷入僵局，恐将拖垮我国财政。”
接着，陆军大臣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也谨慎地补充道：“陛下，从纯军事角度，埃塞俄比亚地形极其复杂，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我军缺乏高原作战的经验和装备。其皇帝并非无能之辈，正在整合内部，并可能从法国人那里获得先进武器。贸然开战，我军极有可能陷入苦战，甚至…重蹈某些国家在类似地区的覆辙。”（他隐晦地提到了英国在阿富汗的挫折）
亚历山德罗最后总结，抛出了自己的策略：“陛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策略需要更加智慧和耐心。我提议采取‘缓进策略’：继续通过科斯塔集团等商业渠道，加强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渗透，贷款给其贵族，换取矿产勘探和贸易特权；同时，可以谨慎地向其内部不同的诸侯出售武器，挑拨他们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使其内耗；派遣更多的探险队和地理学家，绘制更精确的地图。我们要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慢慢削弱这棵大树，等待它自己露出破绽，或者等待国际形势出现对我们绝对有利的时机。届时，再以最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
这番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现实主义分析，与国王充满浪漫色彩的军事冒险构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御前会议的气氛降至冰点。翁贝托一世脸上的兴奋逐渐消失，被失望和愠怒所取代。他意识到，他的雄心被内阁、被财政、被那些繁琐的现实考量所束缚。而这一切障碍的核心，似乎都指向那个深得议会支持、掌控国家机器近二十年、冷静得近乎冷酷的首相。
会议不欢而散。国王没有明确接受亚历山德罗的方案，但也没有再强行推进自己的计划。然而，一道清晰的裂痕已经出现在年轻的国王与强大的首相之间。翁贝托一世越发感觉到自己“受制于人”，而亚历山德罗则更深刻地体会到“王权任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这已不再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时代那种相对和谐默契的君臣关系。新王与旧相的理念差异与权力磨合，成为了意大利政坛一个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亚历山德罗知道，他未来的执政之路，除了要应对国内外的明枪暗箭，还需时刻心来自王座之上的灼热目光和那柄可能不受控制的“君权之剑”。地中海的波涛之下，罗马的权力格局也在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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