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五年,九月中旬。秋意渐浓,永京城外的西山已是层林尽染,但朝堂之上的气氛,却似乎随着摄政王李景睿权柄的日益稳固,而逐渐凝上了一层看不见的薄霜。
靖国公云湛的权势依旧显赫,每日文渊阁议政,户部、工部衙门理事,乃至回到扩建后气派非凡的国公府,门前依旧车马不绝。摄政王交办的北伐善后、北疆布防、财政整理、军工转产等诸般要务,也多数进展顺利,颇见成效。朝野上下,当面无人不尊称一声“云公”,背地里感叹其“圣眷不衰”、“简在帝心”者,亦大有人在。
然而,只有身处权力漩涡最中心的云湛自己,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细微如秋毫,却重若千钧,源自那位如今已习惯被称为“殿下”或“摄政王”,而越来越少被私下称作“景睿兄”的李景睿。
变化首先体现在称谓与礼仪上。以往齐王召见,多是在王府书房或军营偏帐,气氛相对随意,即便商议军国大事,也常夹杂着战友般的商讨甚至争执。如今,绝大多数召见都在文渊阁摄政王直房或皇宫的便殿,流程规范,宦官通传,云湛需依臣礼觐见,口称“臣云湛”,而摄政王端坐受礼,多以“靖国公”或“云卿”相称,鲜少再直呼其名。那份北伐期间生死与共、并肩作战所带来的、超越寻常君臣的亲密与随意,正在被日益严格规范的君臣之礼所替代。
更关键的是言谈与决策中的微妙转变。
数日前,文渊阁议事,商讨来年预算。云湛基于户部核算与各地上报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详尽的方案,主张在保障北疆防务和必要建设的同时,适当削减部分冗余开支,将节省下的钱粮用于南方水患后的水利修缮与推广新农种。方案数据翔实,逻辑清晰,得到了几位阁臣的附议。
摄政王李景睿听完,并未如以往般立刻表示支持或深入讨论,而是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其他几位阁老,缓缓道:“靖国公所虑周详,然北疆新定,突厥虽破,余孽犹存,诸部是否真心归附,尚需观察。防务开支,关乎社稷安危,宁可稍丰,不可见绌。至于南方水利,固然紧要,然可令地方先行动用常平仓存粮,以工代赈,朝廷稍后视情况再行拨补。”
这番话听起来似乎只是对预算分配的调整,但云湛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背后的意味。摄政王没有否定他的整体思路,却在最关键、也最敏感的军费问题上,展现出了更强的掌控欲和不同于他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种当众的、带有驳回意味的指示,在此前是极少见的。以往,即便有分歧,李景睿也多会私下与他沟通,达成一致后再在公开场合宣布。
会议结束后,摄政王单独留下了云湛。殿内只剩下君臣二人,气氛却并未因此变得轻松。
“云卿,”李景睿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安抚意味,“方才廷议,非是质疑卿之筹划。卿掌户部,精打细算,乃为国库虑,孤深知。然居摄政之位,总揽全局,有时便不能仅看一时一地的账目。北疆稳,则下安。些许钱粮,该花还是要花。卿以为呢?”
云湛躬身应道:“殿下深谋远虑,臣谨受教。是臣思虑不周,只着眼于钱粮数字,未能体察殿下安定四海的远略。”他语气恭顺,心中却是一片清明。这已不仅仅是预算分歧,更是权力格局变化后,决策主导权的明确宣示。摄政王在告诉他,也告诉所有臣子:最终拍板定调的,只能是他李景睿。
类似的情形,在后续的政务处理中,逐渐增多。无论是官员的调动(云湛推荐的人选有时会被搁置或调整),还是一些工程项目的审批(云湛认为可行的,摄政王可能会要求更严格的复核或暂缓),摄政王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独断的倾向,虽然多数时候仍会听取云湛的意见,但那种“言听计从”的依赖感,已明显淡去。
更让云湛心生警惕的,是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比如,摄政王开始频繁召见其他勋贵、老臣,尤其是那些在清洗太子党后被打压或边缘化、但家族根基深厚的旧势力代表,给予赏赐,询问政见,甚至安排一些闲职以示安抚。又比如,摄政王悄悄将原本由云湛兼管的“军器制造总局”中的火药、机密图纸管理等要害部门,划归了新成立的、直接对摄政王负责的“内帑军工司”管辖,理由是为了“加强保密与直接管控”。
这些动作,单个看来都合情合理,无非是帝王平衡之术、集中要害权力的常规操作。但组合在一起,落在云湛这位熟知历史、又极度敏感于权力 dynamics 的穿越者眼中,便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图景:摄政王在巩固自身绝对权威的同时,正在有意识地对云湛这棵因功勋和才能而过于“枝繁叶茂”的大树,进行着温和却坚定的修剪与防范。
昔日可以推心置腹、共商机密的战友,正一步步转变为需要揣摩心思、谨守臣节的君王。那份在血火中锻造的信任依然存在,但已被权力的滤网过滤,掺杂进了越来越多的权衡、制衡与……猜疑的种子。
一日下朝回府,云湛在书房独坐,望着窗外庭院中开始飘落的银杏叶,久久不语。管家送来一份拜帖,是某位地方督抚通过关系辗转送来的厚礼清单,并附信极力攀附。若是数月前,云湛或许会一笑置之,命人退回。但此刻,他沉吟良久,最终对管家道:“礼单登记入库,将来或有用处。回信措辞客气,但不必过分亲热。”
他知道,自己这“权势熏”的地位,已成了双刃剑。既是推行政见、实现抱负的利器,也是招致忌惮、树敌无数的标埃摄政王的微妙变化,就是最明显的信号。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埋头做事,不考虑政治上的平衡与自保。
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在非必要场合的发言,将一些功劳让给同僚或下属。在摄政王面前,更加注意措辞和姿态,既保持必要的尊重与恭顺,也努力维持一种“专业官僚”的形象,而非“权臣”。他加大了与那些中立或背景清白的实干官员的交往,同时刻意与任何可能形成“朋党”的迹象保持距离。
然而,无论他如何谨慎,那道因权势和功劳而投下的巨大身影,已然无法抹去。摄政王眼中那丝日益明显的、属于帝王的威严与疏离,如同秋日清晨的寒露,悄无声息地附着在君臣之间,提醒着云湛:北伐的血与火、宫变的惊与险已然过去,如今是治理下的承平岁月,而承平岁月里的君臣之道,远比战时复杂、微妙,也危险得多。
隐忧,已如这季节的凉意,悄然渗入骨髓。云湛知道,自己未来的路,或将比在战场上面对突厥铁骑、在宫变中面对刀光剑影时,更加需要如履薄冰,步步惊心。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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