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湖广的军事中枢，囤积粮米四十万石、佛郎机等炮数十门，还有左良玉部多年缴获的财物也存此处。
这些战略物资尽归张献忠，使其兵力短时间从数千人激增到十余万。
而襄王朱翊铭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直系后裔，当京师崇祯得知藩王失陷后哀叹：“朕不能保一叔父。”
而杨嗣昌得知襄阳失陷后，在死前奏疏中无奈承认：“臣兵未至，贼已先破；臣谋未行，贼已先发”，并哀叹”臣之罪，万死莫赎。”
崇祯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讯传至京师，崇祯帝先是伤心，感慨其死于任上，下令追赠其太子太傅，赐厚葬。
后因朝堂内外群臣皆弹劾其误国，最终承认其“调度无方，致使将帅离心”，崇祯也意识到杨嗣昌无法撇开责任，最后改为“取消封赏并削籍”。
……
崇祯十四年，四月。
十三万联军逐渐陆续到位，合兵一处，洪承畴正式出征，开始驰援锦州。
洪承畴深知清军擅长野战，于是采取“且战且守、步步为营”的战略。
联军由宁远（今兴城）出发，沿锦州外围的松山、杏山、塔山一线推进，每前进一步就修筑营垒，囤积粮饷，避免孤军深入。
崇祯十四年，六月。
崇祯察觉到洪承畴与清军的辽西战役即将开始，知道国内流寇再度肆掠，关外建奴咄咄逼人，内外交困下，崇祯再次辗转难眠。
他深知辽西一战是大明倾尽最后精锐与国力的孤注一掷，这将直接一锤定音的决定此后大明国事。
为了此战，崇祯抽调全国几乎所有边军野战精锐，以洪承畴为帅，集结辽镇及宣府、大同、陕西等九边援军，总兵力达十三万。
这也是大明除凯旋军以外，最后一支能与清军正面抗衡的部队，更是已死的杨嗣昌压榨国内最后一丝民力，硬生生抠出来的练饷，用这练饷所加强的精锐。
朝堂内外文武大臣心里都明白一个事实，但却无人敢。
那就是此大明财政早已崩溃，为了凑出这一支精锐，通过加征“练饷”、挪用漕粮、等方式，凑集军饷数百万两、粮草数十万石，几乎掏空了北方物资储备，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而锦州又是宁锦防线的核心，若失守，宁远、山海关将直接暴露在清军兵锋下。
崇祯寄望此战能够趁势继杨凡之后，三败辽东。
如此便能再回师镇压李自成、张献忠流寇，彻底中兴大明。
但如今投入越多，崇祯反而愈发害怕，虽然朝堂之上内外文武百官几乎对辽西战役，皆选择了十分默契的不提及镇东侯杨凡的名字。
只有寥寥几人提及要让凯旋军支援辽事，但也会很快被他人怒斥，称十三万大军已出，凯旋军两万兵马无用。
甚至还有人贴心表示，建奴被镇东侯接连大败，损兵折将，已是强弩之末，更是秋后蚂蚱蹦哒不了几。
十三万精锐足可平，更何况镇东侯新复东江、朝鲜，军力已疲，劳师再出颇为勉强。
可就算朝堂上普遍达成此共识，崇祯也还是依旧无法彻底放下心来。
他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赌徒，眼看就要输光离场，却被人指引赢下两场，第三场又是梭哈的一局，他迫切需要得到更稳妥的答案。
而镇东侯就是这个答案，这个人只要出场，每每都能力挽狂澜，不管局势糜烂如斯，也能扭转战局。
六月，崇祯再次力排众议，下旨向朝鲜平壤的镇东侯杨凡，希望能够协同作战。
崇祯还担心圣旨太过严厉，于是同时又去了中旨，中旨中态度温和，表明辽西战况于国事极为重要，希望杨凡能够协同作战。
而此时的杨凡刚全面掌握朝鲜半年，开垦荒地、建造工坊、开采金银铜铁矿都是刚过投入阶段，几乎刚刚开了头还未走上正轨，更未持续产出。
就连崇祯开始给他的八十万两银子，也早已花了个一干二净，全靠控制下的各商业收益勉强维持开销。
于是收到崇祯两份旨意后，杨凡只能委婉告知收复朝鲜、东江后满目疮痍，粮饷无一不缺，重建军事东江、朝鲜花费巨大。
两方私下互通数次后，崇祯许诺表示：既然杨卿如此困难，朕当予以支援。
随后崇祯称将会把下个月新到的漕银五十七万两、和漕粮四万五千石拨付给朝鲜，交到杨凡手郑
四万多石粮食足够两万大军加三万辎重后勤辅兵，足够作战三个月。
得到崇祯承诺后，杨凡当即回信称凯旋军将即刻准备，预计八月前誓师出征，以配合辽西战事。
随后杨凡通告朝鲜、东江镇诸将，通知即将出兵辽东。
其中特别指示郑成功，让其寻机歼灭清军龟缩水师，以免山东运送粮食、漕银过来遭到清军袭击，也可扩大他水陆军战略进攻地点。
完成内部指挥后，杨凡又赶到汉城，与朝鲜国王李倧与沈器远商议，筹划暂停民生基础建造，并征发朝鲜民夫，只等漕粮、漕银由登莱越，便可马上出征。
……
七月，辽东战场，明军在松山与清军遭遇。
清军统帅多尔衮将清军主力部署于松山与锦州之间的乳峰山两侧，试图阻止明军援军与祖大寿守军会师。
洪承畴则率明军主力六万进抵松山城南乳峰山，与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右翼两白旗在东石门展开对峙。
目睹即将大战，洪承畴立刻召集麾下联军将领打气。
洪承畴称：“建奴并非战无不胜，镇东侯杨凡所带亦是内地兵，建却奴已被其正面击溃两次，且皆是以少胜多。
如今，他们十三万精锐压进，建奴残败，如今不过数万，当重拾信心，合力将清军击退！”
明军联军士气大振，开始依托山势构筑木城，部署红衣大炮三十余门，形成居高临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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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明季北略》所评：“嗣昌之败，非战之罪，乃驭将无术也。”
关于杨嗣昌的死因，《明史》称其“惊惧交加而死”，而《绥寇纪略》则记载他“自缢于沙市徐家园”。近年学者通过考证其临终前“不进饮食八日”的记录，倾向于他因心力交瘁，服毒后器官衰竭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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