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监狱刻板的节奏里不紧不慢地流淌，像一条浑浊而平静的河。陈山河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严格规划的生活，劳动、吃饭、学习、放风，周而复始。内心的波澜似乎真的平息了，只剩下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和观察。直到那个看似平常的午后，在监狱图书馆，一个意想不到的“信使”悄然而至。
那是个因诈骗罪入狱、刑期将满的老油条，名叫孙福贵，以消息灵通、善于钻营着称。他趁着整理书架靠近陈山河的机会，将一本厚厚的《辞海》塞进他手里，动作快得几乎像是错觉。
“山哥，隔壁监区有人托我捎给你的。”孙福贵声音压得极低，眼神闪烁，“夹在里面的，心点。”
陈山河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没有立即去看那本《辞海》，只是平静地将它放在待整理的书堆上，继续手头的工作。孙福贵讪讪地笑了笑，快步走开了。
直到晚上回到监舍，在熄灯前那片刻的昏暗和嘈杂中，陈山河才借着上厕所的掩护，在隔间里快速翻开了那本《辞海》。在“申”字部首的某一页，他摸到了一张被仔细折叠、仅有指甲盖大的薄纸。
他的心微微一沉。能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并且指明交给他的，只可能是一个人——刘卫东。
他回到床位，面朝墙壁躺下，在被子掩盖的黑暗中，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条。上面的字迹细而密集，用的是铅笔，却依旧能看出那份熟悉的、带着棱角的笔锋，正是刘卫东的字。
纸条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段压抑而急促的文字：
“山河：上诉再次被驳回，理由仍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不服！十五年，他们想用这十五年把我彻底埋掉！我写的申诉材料一次次被退回，他们根本不敢往上送！这里面有鬼，绝对有鬼！当年的事，我们很多都是按‘规矩’办的，怎么到头来全成了我们的事？吴那个王鞍摘得干干净净！我不甘心，就算把牢底坐穿，我也要申诉到底！你要心，里面外面都不干净。保重。”
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懑、不甘和一种近乎偏执的倔强。陈山河甚至能透过这冰冷的铅字，看到刘卫东在某个昏暗的监舍里，伏在膝盖上，借着微弱的光线，用颤抖却坚定的手写下这些字时的样子。那双曾经充满精明算计的眼睛，此刻恐怕只剩下被冤屈和绝望灼烧的红光。
十五年。这个数字像冰冷的针，刺了陈山河一下。他知道，对心高气傲、自诩算无遗策的刘卫东来，这漫长的刑期不仅仅是身体的禁锢，更是对他智力和尊严的彻底否定。他不服，他要把这官司打到上去，哪怕希望渺茫，哪怕过程屈辱。
陈山河默默地将纸条上的字又看了一遍，然后凑到嘴边，将纸条一角含住，用唾液慢慢浸湿，揉搓，直到它化作一团模糊的纸浆，无声地咽了下去。整个过程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他没有愤怒，没有同情，也没有试图去评判刘卫东的“不服”是否合理。经历了母亲离世的彻骨之痛和长时间的沉淀，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已经完全不同。他理解卫东的不甘，那是一个智者落入绝境后本能的反抗。但他也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反抗，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既定的法律判决面前，是多么的无力。
“规矩”？陈山河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苦涩。他们当年所谓的“规矩”，不过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自成一体的一套灰色法则，从来就游走在国家法律的边缘甚至之外。当真正的铁律碾过来时，那些“规矩”自然不堪一击。至于吴先生……他那样的人，本就是依附于规则漏洞而生的寄生虫，嗅觉灵敏，随时准备抽身，想要抓住他的尾巴，谈何容易。
卫东还在用过去的思维模式，试图在现在的框架内寻求翻盘。而他，陈山河，已经隐约意识到，他们那一页，早就被时代翻过去了。申诉或许能换来一丝渺茫的关注，但想推翻整个判决，难如登。
但他没有资格去劝刘卫东放弃。那是卫东选择面对这漫长刑期的方式，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像自己选择在书籍和静默中寻找平静一样。
他只是静静地躺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兄弟四人，大壮在沉默中守护弱者，军在灵活中等待新生，卫东在偏执中抗争命运，而自己，在平静中消化过往。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高墙之内，度着各自的劫。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那张已经被销毁的纸条，连同刘卫东那不甘的呐喊，都沉入了他的心底，没有激起太大的涟漪，只是让那潭深水，更显幽暗了几分。他知道，在这监狱的某个角落，他曾经的军师，仍在进行着一场注定孤独而漫长的战争。而他，无能为力，只能“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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