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的彻夜密议之后，韦葆并未立即在朝会上抛出自己的主张。他知道，如此打破常规的方略，若无充分铺垫和精心包装，只会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他需要时间沉淀思路，更需要一份能清晰阐述其理念、并具备相当操作细节的正式奏章。
接下来的几日，韦葆闭门谢客，将自己关在书房。他铺开宣纸，手持兼毫，时而凝神思索，时而奋笔疾书。脑海中，前世所知的那些关于地缘政治、经济一体化、文化认同、心理战等零散知识，与当下台湾的具体情势、大清的国力现状以及这个时代的认知局限，不断碰撞、融合。他要做的，是提炼出一套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康熙能够接受，同时又尽可能接近现代统合策略的“三管齐下”方略。
数日后，一份题为《陈台湾善后并永久安辑方略事》的万言奏折，被郑重地呈递到了通政使司，最终摆在了康熙的御案上。这份奏折，立刻在早已因台湾问题而暗流涌动的朝堂上，引发了比之前技术总局争议更为剧烈的震动。
奏折的开篇，韦葆并未直接提出具体策略，而是首先深刻剖析了台湾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他指出，台湾孤悬海外，郑氏经营数代，水师尚存实力，兼有海峡险，单纯武力征服，代价巨大，且“恐伤及岛上无辜黎庶，有违皇上好生之德”；而若仅靠招抚，则“彼必恃险要价，或阳奉阴违，难以根除后患，恐遗子孙之忧”。他明确提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达到“疆土归一，政令通达，民心悦服”三大目标。
接着，他笔锋一转，正式提出了那惊世骇俗的“三管齐下”之策：
其一，经济开放，利导融合。
韦葆认为，郑氏集团之所以能顽抗，经济封锁虽是原因之一，但也使其内部更加封闭，民众生计困苦，反而容易为上层裹挟。他主张，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有限度、有管理地开放对台通商。选择福建厦门、泉州等港口，设立“特许商埠”，允许经过审耗大陆商船，运送台湾急需的粮食、布匹、铁器、药材等民用物资入台，同时收购台湾的蔗糖、鹿皮、硫磺等土产。
“此非资敌，实为釜底抽薪之策。”他在奏折中详细阐述其用意，“一则可缓解岛上民生困苦，使普通百姓得沐皇恩，渐消敌意；二则可利用经济纽带，使台湾经济逐步与大陆融为一体，使其认识到脱离大陆则生计难以为继；三则可借此渠道，派遣精干人员以商贾身份潜入，搜集情报，接触岛上不满郑氏统治的士绅百姓，暗中运作，分化瓦解其统治基础。通商之利，朝廷可课以关税，充盈国库，实为一举数得。”
其二，文化认同，宣扬王道。
韦葆尖锐地指出，多年隔绝，使得岛上年轻一代对大陆缺乏认同，容易被“明郑正统”等辞蛊惑。他建议，利用通商、渔民往来、乃至秘密渠道，大规模向台湾输送大陆的书籍、历法、戏曲唱本、医药方剂。内容不仅限于儒家经典，更应包括介绍大陆风土人情、物产丰饶、皇帝勤政爱民、百姓安居乐业的通俗读物。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他写道，“需让台湾军民知晓，朝并非洪水猛兽，乃是礼仪之邦，皇上乃下共主，仁德布于四海。使其心向往之，则郑氏割据之根基自溃。可暗中资助岛上心向朝廷的士人办学讲学，传播声教。待时机成熟，甚至可准许台湾士子参加福建科举，给予出身，使其精英有晋身之阶，自然归心。”
其三，军事威慑，以战促和。
韦葆并未忽视武力的作用，但他强调武力的运用方式。他坚决反对贸然发动全面渡海登陆作战，认为那是下策。他主张，“示之以力，慑之以威”。具体而言，一是命令福建水师频繁举行大规模操演，舰船耀武于海峡，展示强大军容；二是利用技术总局改进的火炮、战船（在可控范围内），在澎湖外围或特定海域进邪威慑性”的实弹射击，展示碾压性技术优势；三是继续保持严密封锁，但重点打击郑氏的战船和军事物资运输，削弱其持续作战能力。
“如此，非为即刻决战，而在彰显朝廷平定台湾之决心与能力，促使郑氏内部主战派动摇，主和派得势。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后盾，配合经济、文化之策，迫其认清形势，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在我方掌握绝对主动下的和谈归顺。”
在奏折的最后，韦葆总结道：“此三策，经济为脉络，文化为魂魄，军事为筋骨，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看似迂缓，实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正道。若能持之以恒，快则一二年，慢则三五年，必可使台湾上下归心，兵不血刃，或仅以极代价，永绝东南海疆之患，使台湾宝岛真正成为我大清东南之屏障，而非肘腋之巨患！”
奏折递上，韦葆便在家中静候。他知道，这份融合了经济战、文化渗透和心理威慑的“融合方略”，对于习惯了非战即抚、线性思维的大清君臣而言，不啻于一记重磅炸弹。它挑战了传统的平叛逻辑，其复杂性、长期性和对“王道”“德化”表面下的权谋算计的直白阐述，必将引来狂风暴雨般的质疑和反对。
然而，他相信，以康熙的雄才大略和对长远利益的考量，一定能看出这份方略中蕴含的深远智慧和更低的整体成本。风暴即将来临，而他，已经做好了在朝堂之上，为自己这超越时代的构想，进行另一场艰苦辩护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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