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连绵，医学堂内却异常燥热。一场突如其来的医疗事件，让原本就紧张的中西医之争达到了沸点。
事情始于一位姓陈的棉纱厂老板入院治疗。陈老板患水肿病已半年余，先在中医处服药未见显效，转求西医。麦克莱恩博士诊断为肾炎，使用当时最新的利尿剂和低盐饮食治疗。一周后，患者水肿明显消退，自觉症状减轻，对西医推崇备至。
然而第三清晨，患者突然出现剧烈呕吐、抽搐，继而昏迷。西医诊断为尿毒症，立即进行紧急抢救，但回乏术，患者当日下午不治身亡。
悲痛欲绝的患者家属指责西医治疗不当，认为是被“西药毒死”。而中医派学生则私下议论，称若是继续中医治疗，断不会如此迅速恶化。
此事迅速在医学堂内引发激烈争论。礼堂内，一场关于医疗责任和医学伦理的大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明明水肿已消，为何突然恶化？”梁启远坚持西医治疗无误，“尿毒症是肾炎的自然转归，与治疗无关！”
顾静昭立即反驳：“《素问》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西药峻烈，看似速效，实则伤正。若是中医扶正祛邪，缓缓图之，未必至此！”
两派学生各执一词，争论焦点从具体病例逐渐上升到医学哲学层面：医学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消除症状，还是调理整体？医者应该追求速效，还是稳妥？
陆九芝老先生缓步上台，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老朽行医四十载，历经无数病例。”陆老声音沉静，“有中医误治者，亦有西医束手者。究其根本，不在中西之别，而在医者之心。”
他讲述了一个故事：昔有一名医，治发热患者，三剂药后热退，患者称谢。然而七日后患者复诊，见其神色萎靡，脉象虚浮。名医顿足长叹：“吾只知清热，未顾护正气，此治标害本也！”遂潜心调整方药，患者渐愈。
“诸位，”陆老目光扫过全场，“技术有中西，仁心无界限。若执于派别之见，忘乎医者本分，则医术虽精，已失其魂。”
麦克莱恩博士也走上台：“陆先生得对。在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医生首先承诺‘不伤害’。这位患者的死亡令我深思：我们是否过于专注局部问题，忽视了整体状况？是否被新技术迷惑，忽略了基本观察？”
他坦诚分享：“事实上，患者死亡前一日，我曾注意到他精神萎靡，但归因于疾病本身。若当时能更全面评估，或许能避免悲剧。”
这种坦诚的自省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西医权威公开承认不足，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林闻溪忽然站起来：“学生有一言。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最终目标都是解除病痛，延长生命。为何我们不能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譬如这位患者，西医利尿消水肿，中医扶正固本，或许能有更好结果。”
秦若虚罕见地公开发言：“我统计过医学堂附属医院三年来的病例记录。单纯中医治疗者，痊愈率68%；单纯西医治疗者，痊愈率72%；而中西结合治疗者，痊愈率达85%。”
这个数据引起轰动。就连最保守的教员也不得不重新思考。
讨论从具体病例延伸到更广阔的医疗伦理问题：当患者无力支付昂贵西药时，医生该怎么办？当传统疗法与现代科学冲突时，如何选择？医学进步是否应该以传统文化为代价？
李文瀚引经据典：“《大医精诚》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中西虽异，此心相同。”
周振邦提出实际问题：“城中贫民众多，无力负担西洋药费。我等学医之人，将来是服务富人或救助贫民？”
孙明远低声：“我学医本为让母亲过好日子。但若行医只求富贵，又与初心相悖...”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整个下午。令人惊讶的是，随着讨论深入，原本对立的中西医派别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
梁启远承认：“西医确有局限，尤其擅长急症而弱于调理。” 顾静昭也让步：“中医须与时俱进，吸收新知，不能固步自封。”
傍晚时分，雨停云散，一道彩虹横跨际。陈景尧监事做总结发言：“今日之讨论，老夫感触良多。医学之道，博大精深；医者之责，重如泰山。无论中西，仁心仁术乃为医之本。”
他宣布：“经医学堂董事会决定，将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由陆老和麦克莱恩博士共同主持。另将设立贫民义诊处，让学生实践所学，服务百姓。”
这个决定获得热烈响应。学生们纷纷报名参加，就连最固执的梁启远和顾静昭也签了名。
夜幕降临，争论散去，但思考仍在继续。林闻溪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回想这一的讨论，心中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不仅是科学，更是人文。无论中医西医，最终都要面对活生生的人，面对生命的脆弱与坚韧。
仁心仁术何为先？仁心为先，仁术次之。无仁心之术，如无魂之躯；有仁心之术，方能称良医。
这个秋夜，林闻溪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医者非治疾病，乃治病人；非执技术，乃怀仁心。中西之争可休矣，唯有生命值得敬畏。”
远处，医学堂的钟声悠扬响起，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中西医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分歧走向融合的时代。
而他们这一代医学生，正是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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