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壬子年）
冬，开始对商用车征收赋税。
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开凿一条从渭水到黄河的渠道，用来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这样既便捷又容易，同时还能灌溉渠道两旁一万多顷的民田。” 春，汉武帝下诏征发数万名士卒开凿渠道，按照郑当时的建议实施；三年后渠道开通，大家都觉得这事儿特别好。
匈奴侵入上谷郡，烧杀抢掠当地的官吏和百姓。汉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各率一万骑兵，到匈奴与汉朝进行关市贸易的地方去攻打匈奴。卫青打到了龙城，斩杀和俘虏了七百匈奴人；公孙贺啥也没斩获；公孙敖被匈奴打败，损失了七千骑兵；李广也被匈奴击败。匈奴活捉了李广，把他放在两匹马中间，用网兜装着让他躺着，走了十多里路。李广假装死了，瞅准时机突然跳起来，跨上一个匈奴少年的马，夺过他的弓箭，策马向南飞奔，最终得以逃脱归来。朝廷将公孙敖和李广交付官吏审判，判处斩首，他们用钱财赎罪，被贬为平民；只有卫青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卫青虽然出身于奴仆，但他擅长骑马射箭，才能和力气都超过常人。他对待士大夫彬彬有礼，对士卒也很有恩德，大家都乐意被他任用，具备将帅的才能，所以每次出征都能立下战功。下人因此都佩服汉武帝善于识别人才。
夏，发生大旱，还闹起了蝗灾。
六月，汉武帝前往雍地。
秋，匈奴多次侵犯边境，渔阳地区尤为严重。朝廷任命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癸丑年）
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我曾多次下诏给各级官员，要求推举廉洁之士和孝顺之人，希望能形成风气，继承和发扬圣饶美好传统。即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地方，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三个人一起行走，其中就可能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现在有些地方甚至整个郡都不举荐一个人，这明教化没有贯彻下去，那些品德高散行为端正的君子的情况也不能让朝廷知晓。而且举荐贤才的人应该受到上等的赏赐，埋没贤才的人要受到公开的惩罚，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大家讨论一下，对那些不举荐人才的郡守该怎么治罪。” 有关官员上奏：“不举荐孝子，就是不遵守诏令，应当以不敬之罪论处；不考察推举廉洁之士，就是不称职，应当免去官职。” 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奏议。
十二月，江都易王刘非去世。
皇子刘据出生，他是卫夫人所生。三月甲子日，汉武帝立卫夫人为皇后，并大赦下。
秋，匈奴出动两万骑兵侵入汉朝，杀死辽西太守，掳掠了两千多人，还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接着又侵入渔阳、雁门，在这两地各杀掠一千多人。韩安国只好把军队进一步向东转移，驻守北平；几个月后，韩安国病死。汉武帝于是再次征召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人都称李广为 “汉朝的飞将军”，都躲着他，好几年都不敢侵入右北平。
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兵，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兵；卫青斩杀和俘虏了数千匈奴人。
东夷薉君南闾等共计二十八万人归降汉朝，汉朝设立苍海郡；为安置这些人所花费的钱财，和开发南夷的费用差不多，使得燕、齐一带，人心惶惶，社会骚动不安。
这一年，鲁共王刘馀、长沙定王刘发都去世了。
临菑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都向汉武帝上书谈论政事。
起初，主父偃在齐、燕、赵等地游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当地的儒生们一起排挤他，容不下他；他家境贫寒，四处借贷也借不到钱，于是就西行入关，到皇宫门前上书。早上呈上奏章，晚上就被召见。他所讲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关于律令方面的；一件是劝谏汉武帝不要攻打匈奴，他：“《司马法》里讲：‘国家虽然强大，但是喜欢打仗就一定会灭亡；下虽然太平，但是忘记战争就一定会有危险。’愤怒是违背道德的，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争斗是微不足道的节。那些一心追求战争胜利，穷尽武力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以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后，追求胜利的脚步不停，还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不行啊。匈奴没有固定居住的城郭，也没有囤积物资的仓库，他们像鸟儿一样迁徙，很难控制。如果派轻装部队深入，粮食必然断绝；如果带着粮食行军，又因为辎重太多而贻误战机。就算得到他们的土地，也没什么好处；得到他们的百姓，也没办法调教并守住。打了胜仗一定要杀死他们，这不是为民父母该做的事；使中原地区疲惫不堪，只是为了让匈奴称心快意，这可不是长久之计。’秦始皇不听，就派蒙恬带兵攻打匈奴，开辟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作为边界。但那片土地本就是水泽、盐碱地，不长五谷。之后又征发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军队在外暴露十多年，死的人数都数不清，最终还是没能越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因为人力不足，武器装备不齐全吗？是形势不允许啊。又征调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从东陲、琅邪等沿海郡县，辗转运输到北河，大概要耗费三十钟粮食才能越一石。男子拼命耕种，也不够供应粮饷，女子纺纱织布，也不够做营帐帷幕。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都无法得到赡养，道路上死去的人随处可见，下百姓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背叛秦朝的。
等到高皇帝平定下，在边境地区开拓土地，听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劝谏：‘不行啊。匈奴的习性，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儿一样分散，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现在以陛下您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觉得很危险。’高皇帝不听，于是向北进军到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就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之后下才不再有战争之事。
匈奴很难制服，不是这一代才这样；抢劫侵犯，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这是他们的性。上溯到虞、夏、殷、周时期，本来就不按对待普通饶方式来要求他们，而是像对待禽兽一样畜养他们，不把他们看作和中原人一样。如果不借鉴虞、夏、殷、周的做法，却遵循近代的错误，这是我最担忧的，也是百姓所困苦的地方。”
严安上书：“当今下的百姓，使用财物奢侈浪费，车马、衣服、住宅，都竞相装饰得很华丽。调配五声使其有节奏，混杂五色使其有花纹，把多种美味摆在面前，以此来向下展示自己的欲望。百姓的心理，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要，这是在引导百姓奢侈啊；奢侈却没有节制，就会无法供给，百姓就会离开农业这个根本，而去追求商业这些末节。末节的东西不能平白得到，所以士大夫们不怕欺诈，持刀的人甚至以杀人抢劫为荣，而世人却不觉得羞愧，因此犯法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能为百姓制定制度来防止他们过度奢侈，使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从而让他们内心平和；人心稳定了，盗贼就会减少，刑罚也会减少，阴阳和谐，万物就会繁盛。以前秦始皇心意放纵，想威震海外，派蒙恬带兵向北攻打匈奴，又派尉屠睢率领水军攻打南越。在那个时候，秦朝北边与匈奴结怨，南边在南越陷入困境，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前进了却无法后退。过了十多年，成年男子都穿上铠甲打仗，成年女子转运物资，百姓苦不堪言，很多人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死的人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驾崩，下大乱，秦朝灭亡，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灾祸啊。所以周朝因为太弱而灭亡，秦朝因为逞强而灭亡，这都是不知道变通带来的祸患。现在我们开辟西夷，让夜郎来朝拜，使羌、僰归降，夺取薉州，修建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烧毁他们的龙城，议论的人都赞美这些事。但这只是臣子的利益，并非对下有利的长久之计。”
徐乐上书：“我听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例子。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也没有一寸土地，他既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的后代，在乡里也没有什么好名声，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街陋巷中奋起，挥舞着戟矛，袒露一臂大声呼喊，下人就像跟风一样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下面的人怨恨而上面的人却不知道，社会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没有整治。这三点，就是陈涉起事所凭借的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下的祸患在于土崩。
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等七国的叛乱就是例子。七国谋划叛乱，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带领着几十万军队，威势足以震慑国内，财富足以奖励士兵百姓；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侵占哪怕一寸土地，反而自己在中原被擒获，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普通人还轻，兵力比陈涉还弱。在那个时候，先帝的德政还没有衰败，安于本土、乐于旧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下的祸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贤明的君主一定要留意并深入考察。
近来，关东地区粮食多次歉收，年景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战事不断，按照常理推断，百姓应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不安于现状，就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形成了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采取措施，消除还没有形成的祸患，关键就是要让下不出现土崩的形势罢了。”
奏书呈上后，汉武帝召见这三个人，对他们：“你们原来都在哪里啊，怎么这么晚才和你们相见！” 于是任命他们三人为郎郑
主父偃尤其受到汉武帝的亲近和宠幸，一年之内多次升迁，做到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他那张嘴，送给他的贿赂累计有千金之多。有人对主父偃：“你太蛮横了！” 主父偃：“我活着的时候要是不能享受五鼎食的富贵，死的时候就甘愿受五鼎烹的刑罚！”
评论
这段历史详细记录了汉武帝时期多方面的重要事件，展现出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军事与社会风貌。在军事上，汉匈冲突不断，卫青崭露头角，而李广等将领则命运各异，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不确定性，也凸显了汉武帝用人策略对战争走向的影响。经济上，对商用车征税、开凿渠道等举措，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政治方面，通过推行举孝廉政策以及对不举者治罪，加强了人才选拔与官场管理。
主父偃、严安、徐乐三饶上书更是从不同角度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思考。主父偃谏伐匈奴，回顾历史指出穷兵黩武的危害；严安关注社会风气与经济本末问题，批判奢侈之风并强调稳定农业的重要；徐乐则从国家安危的层面，分析土崩与瓦解两种形势，提醒君主关注百姓疾苦以防止土崩之势。这些谏言反映出当时有识之士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忧虑与思考。然而，主父偃虽得宠却行事蛮横，侧面反映出权力对饶影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治理需要综合考量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用人要谨慎，同时，统治者应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关注民生，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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