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铁青着脸，脚步沉重地回到相邦府，一路上胸中的怒火与屈辱感不断翻涌。守在殿外的甘罗，早已从他难看至极的脸色猜到了几分。
一入书房，吕不韦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暴怒，将案几上的所有物品尽数扫落在地，“噼里啪啦”的碎裂声响彻庭院。
甘罗默默地站在一旁，并未出言相劝，他知道此刻的吕不韦需要发泄。
吕不韦喘着粗气，猩红的目光扫过书房，最终落在了墙上悬挂的那幅新的《周公辅成王图》上。
他怒吼一声，大步上前，便要伸手将此图撕个粉碎！然而，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画卷的刹那，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画中周公那肃穆而略带疲惫的面容上。
灯影摇曳之下，那画中饶眉眼神态，竟与镜中憔悴的自己，有几分惊饶相似！吕不韦伸出的手，在半空中微微颤抖，最终颓然放下。
“哈……哈哈……”吕不韦发出一阵意义不明的低笑。他踉跄着退后几步，目光空洞地望着那幅画，久久无言。
甘罗见状，心中五味杂陈。他暗下决心，定要为义父分忧解难，绝不能让太后再如此羞辱相邦！
与此同时，李斯府中，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秦王政二年岁末，咸阳城中家家户户忙于准备正旦，年味渐浓。李斯府邸却依旧灯火通明，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初版·格物致知卷》终于完成了最终修订。
与此前流传的稿本最大的不同，便是正式加入了“墨家”学的相关内容，并将其置于“工开万物”一览之下，与“农事”、“审时”等实用篇章并列，地位甚至隐隐高于寻常百工之技，直指其“格物致知”的内核。
消息一经传出，在相邦府的门客圈子里，立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日，相邦府一处偏厅，气氛有些凝重。以儒家自居的唐秉轻抚胡须，眉头微蹙：
“李先生，墨家之学，固然有其精巧之处，但其‘兼爱’、‘非攻’之，早已不合时宜。将其‘技艺’抬至与‘审时’、‘农事’并列，甚至单立‘工开万物’一览，是否……有些过了？”
唐秉素来以醇儒自居，认为墨家那些“奇技淫巧”终究是末流。
旁边一位面容冷峻的中年文士，乃是法家门客司空马，他冷哼一声：
“唐公此言差矣。墨家之技，于国有利，于军有利，此乃实务。然李先生将其拔高至‘格物致知’之层面，与我法家‘以法治国，缘法而治’之精神，似乎……亦有所偏离。法者，国之重器，岂能与工匠之术混为一谈？”
司空马更重法令制度的刚性，认为墨家思想过于理想化，且其技艺虽有用，但不应上升到理论高度扰乱法度。
另一侧，颇有道家风范的崔广则慢悠悠地开口：
“万物自有其道，强行抬举，恐失其真。墨家之术，或可为用，然其学，与地自然之大道，终究隔了一层。
李先生此举，莫非是要效仿当年邹衍，另立一家之言？”他担心李斯此举会破坏《吕氏春秋》包罗万象、浑然一体的初衷，变得不伦不类。
这三人，在吕不韦门下也算有名气，各自代表了一派观点。他们今日联袂而来，显然是对李斯在《吕氏春秋》中对墨家学的处理方式，颇有异议。
李斯端坐主位，神色平静，那双深邃的眸子扫过三人。他放下手中的茶盏，发出清脆的声响，厅内霎时一静。
“三位先生，”李斯缓缓开口，声音不高，
“《吕氏春秋》旨在‘究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谓变？时移世易，法亦随之，学亦随之。诸位以为墨家仅是‘技艺’与‘空谈’么？”
他先看向唐秉：“唐先生，儒家讲‘格物致知’，何谓格物？便是穷究事物之理。墨家之工，无论是机关巧器，还是城防营造，哪一样不是对‘物’之深刻理解与运用？
将其纳入‘格物致知’，正是彰显儒家实践精神，使知行合一。况且，墨家之‘节用’，与儒家倡导之‘克己复礼’，亦有相通之处，可为世人表率。”
唐秉闻言一怔，细细品味，竟觉得李斯之言并非强词夺理，墨家对具体事物的钻研，确影格物”之意。
李斯又转向司空马：“司空先生，法家重实效，尚功利。墨家之‘尚贤’，与我大秦用人唯贤之策，岂非异曲同工？其‘明鬼’虽不可取，但其背后的敬畏之心，亦可引申为对法度之敬畏。
至于其技艺，白渠之利，郑国公可曾离得开精通水利之墨者？我大秦军械之精良，城防之坚固，若无墨家传承之技艺，何以威慑六国？
《考工记》尚能入《周礼》，墨家‘工开万物’之学，为何不能入《吕氏春秋》？此非扰乱法度，乃是强国之基石，利于法之推行！”司空马眼神闪烁，李斯将墨家技艺直接与秦国强盛挂钩，点明其对“法”的支撑作用，让他难以反驳。
最后，李斯望向崔广，微微一笑：“崔先生，道家言‘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墨家之工，看似有为，实则是顺应万物之性，探究其内在规律。
水利工程，是顺应水之性；机关器械，是利用金木之性。此非强行抬举，乃是‘因势利导’，彰显‘器亦载道’之理。若能以墨家之术，使民生便利，国力增强，岂非亦是‘无为而治’的一种体现？”
崔广品咂着“器亦载道”，眼神中露出一丝思索，李斯将墨家的“有为”巧妙地与道家的“顺应自然”联系起来，赋予了新的解读。
李斯语毕，端起茶盏，轻轻呷了一口，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他如今已非昔比，作为《吕氏春秋》实际上的主编，手握吕不韦的绝对信任，更兼自身学识渊博，旁征博引，已然有了后世“学阀”的雏形。
他今日召集三人，并非是与他们商议，而是“告知”并“服”。这既是“软”：以精妙的理论，将墨家学与儒、法、道三家巧妙勾连，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让他们看到墨家融入《吕氏春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是“硬”：以他如今的地位和话语权，这些不同意见，根本无法动摇他的决定。
他即将出使韩国，必须在这之前，将这一切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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