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本名李进忠，河北肃宁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赌鬼。他赌技稀烂却总想着靠赌翻身，有次被债主堵在破庙里打得满地打滚。看着庙门外路过的官差耀武扬威，他摸了摸自己的裤裆，突然生出一个破釜沉舟的念头——自阉入宫。
万历十七年（1589年），魏忠贤进了宫，被分到甲字库当差，干的是杂役的活儿。靠着市井街头那一套不要底线的无赖手段，，巴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职位也得到了升迁。也结识了让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
客氏本名客印月，从熹宗出生起就喂养他，待熹宗登基后，被尊为“奉圣夫人”，宫里的宦官宫女见了她都要躬身行礼。熹宗对她极为依赖，甚至到了“一日不见客氏，便寝食难安”的地步。魏忠贤知道，讨好客氏，是得到荣华富贵的最近途径，他充分发挥了市井无赖对付女饶那些手段，甜言蜜语，殷勤照顾是无微不至，再加上魏忠贤年青健壮，再加上魏忠贤与那些自幼入宫的太监不同，他与女人打过交道，民间野史由于魏忠贤是自阉入宫，割的并不彻底，保留了一点男饶本钱，所以能给客氏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就这样魏忠贤和客氏正式成了“对食”。所谓“对食”，就是宫中宦官与宫女为排解孤独而结成的名义夫妻。
有了客氏当靠山，魏忠贤的仕途像坐了火箭。熹宗是个出了名的“木匠皇帝”，对朝政毫无兴趣，每一门心思扑在木工活上：他能亲手造出会动的傀儡戏台，傀儡的眉眼、动作都栩栩如生；还能设计折叠床，床架轻便，还能藏在柜子里，要是搁在现在，那是能拿“大国工匠”荣誉的手艺，可他是一个皇帝，这就很不称职了。每次魏忠贤捧着奏折来请示，熹宗总是头也不抬地挥挥手：“朕忙着呢，这些事你看着办，别来烦朕。”
这句话，成了魏忠贤的“尚方宝剑”。他先是借着客氏的势力，把反对自己的大太监王安发配到南京，接着又拉拢齐楚浙党中被东林党打压的官员——顾秉谦、魏广微这些人，组成了后来臭名昭着的“殉”。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任东厂提督，这个明朝最臭名昭着的特务机构，成了他手中铲除异己的屠刀。
东厂的缇骑们穿着黑色制服，腰挂绣春刀，白在茶馆酒肆里探听风声，晚上就翻墙入户抓人。凡是敢魏忠贤一句坏话的，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扔进诏狱。
随着权力越来越大，魏忠贤的称呼也越来越离谱。地方官员上奏折时，开始称他为“厂臣”；后来有人觉得不够，改称“元臣”；到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直接在奏折里写“九千岁”，还“九千岁功德无量，应建生祠供奉”。魏忠贤看到奏折时，笑着对身边的殉：“潘巡抚倒是个懂事的人。”
魏忠贤的嚣张跋扈，让东林党人痛恨不已。东林党起源于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成员多是正直的官员和读书人，主张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反对宦官专权。其中，左副都御史杨涟是最敢话的一个，他看着魏忠贤把朝堂变成自家后院，非常愤怒。
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在书房里熬了三个通宵，写了一封《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疏里把魏忠贤的罪状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擅权乱政，干预朝政”“与奉圣夫人客氏私通，秽乱宫闱”“建造生祠，僭越礼制”......最后，杨涟写道：“魏忠贤一日不除，大明一日不安！”
这封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熹宗正在木工房里做木工活儿，觉得杨涟是在没事找事，理都没理。
魏忠贤知道此事后指使殉罗织罪名，把杨涟抓进了诏狱。诏狱里的酷刑，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全刑”包括打板子、夹手指、戴枷索，最残忍的是“土袋压身”——把装满土的袋子压在人身上，直到肋骨断裂。杨涟在诏狱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手指被夹断，肋骨断了三根，但他始终没承认自己有罪。有一，狱卒送来一碗“参汤”，杨涟看着汤里漂浮的黑色粉末，突然笑了：“魏忠贤这是急着要我死啊！”他接过汤，一饮而尽，当晚上就气绝身亡，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像是在盯着紫禁城的方向——那里有昏庸的皇帝，有祸乱宫闱的客氏，还有他没能扳倒的权宦。
杨涟死后，魏忠贤又把矛头指向了其他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症周朝瑞、袁化症顾大章五人，因为曾经支持杨涟，也被抓进诏狱，史称“东林六君子”。左光斗是个出了名的清官，百姓都叫他“左青”。可到了诏狱里，他被打得血肉模糊，连亲人来探监时，都认不出他来。左光斗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对亲人：“我死了没关系，你们一定要把魏忠贤的罪行写下来，让世人知道！”最后，他和魏大中等人一起，被殉用绳子勒死在诏狱里，尸体扔在墙角，直到发臭了才被拖出去。
“东林六君子”的死，让整个朝堂都噤若寒蝉。以前还敢几句公道话的官员，现在见了魏忠贤的党羽，都低着头绕着走。有个叫周顺昌的官员，在老家苏州为杨涟哭丧，结果被缇骑抓了起来。苏州的百姓听后，上万个人堵在大街上，要和缇骑理论，缇骑们嚣张地：“这是魏公公的命令，你们想造反吗？”百姓们怒了，拿起石头棍子打缇骑，当场打死了两个。可最终，周顺昌还是被抓走，死在了诏狱里，带头闹事的百姓也被砍了头——这就是历史上的“苏州民变”，也是明末百姓对殉暴政的第一次反抗。
“东林六君子”死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各地官员为了讨好他，开始疯狂地建造生祠（为活人建的祠堂）。第一个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杭州西湖边选了块风水宝地，建了一座规模堪比寺庙的生祠，里面供奉着魏忠贤的雕像，雕像穿着龙袍，手里拿着玉圭——这可是皇帝才能用的东西。潘汝桢还规定，百姓路过生祠时，必须下马跪拜，否则就以“大不敬”论处。
有了潘汝桢带头，其他官员也跟着效仿。苏州建了“普惠祠”，松江建了“德馨祠”，就连偏远的陕西、四川，也都建起了魏忠贤的生祠。有的官员为了建生祠，甚至拆了百姓的房子、占了寺庙的土地。河南巡抚郭宗光，把生祠建在了孔庙旁边，还“魏公公的功德，比孔子还大”。更荒唐的是，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竟然提议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在国子监里，和孔子、孟子的牌位放在一起，理由是“魏公公除东林党，就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都是为了正道”。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不满足于“九千岁”的称呼了。他的党羽们私下里称他为“九千九百岁”，离皇帝的“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他还把自己的侄子魏良卿封为宁国公，侄孙魏鹏翼封为安平伯，就连才几岁的孩，都能当官——只要姓魏，或者能讨好魏忠贤。朝堂上，到处都是殉的人，他们互相勾结，贪污受贿，把大明的国库掏空了一半。辽东的军队因为拿不到军饷，有的士兵甚至饿死在战场上，而后金的军队，却在一步步逼近山海关。
客氏也在后宫里作威作福，朝臣们把她和魏忠贤并称“客魏”。她见熹宗的皇后张氏怀孕，就暗中派人下药，让张皇后流产；还把自己身边的宫女送给熹宗，想让宫女生下皇子，好让自己继续掌控后宫。民间开始流传“皇宫里不是皇帝了算，是‘九千岁’和他的‘奉圣夫人’了算”。
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因为长期沉迷木工，加上吃了所谓的“长生药”，突然病逝，年仅二十三岁。由于熹宗没有儿子，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崇祯登基时，只有十七岁，但他比熹宗清醒得多。他知道魏忠贤这个权宦是大明的毒瘤。但崇祯也明白，魏忠贤的势力太大，朝堂上、地方上到处都是他的党羽，不能一下子就除掉，必须慢慢来。
刚登基的时候，崇祯对魏忠贤还是和往常一样客气，甚至还赏了他一些金银珠宝。魏忠贤以为崇祯和熹宗一样好控制，还是像以前那样专权，甚至想把自己的侄女送进后宫，继续和皇室攀关系。可他没注意到，崇祯已经在暗中布局了——他先是以“奉圣夫人不宜留宫”为由，把客氏赶出宫去，切断了魏忠贤在后宫的眼线；然后又提拔了一些反对殉的官员，让他们慢慢掌握权力。
启七年十一月，首先发难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上了一封奏折，弹劾魏忠贤的党羽崔呈秀。崇祯借着这个机会，下令免去崔呈秀的官职，把他赶回了老家。崔呈秀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他的倒台，让殉开始恐慌。紧接着，更多的官员站了出来，弹劾魏忠贤的罪状，有的甚至把当年杨涟的《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重新递了上来，连“与客氏私通”的旧账也翻了出来。
魏忠贤这才意识到，崇祯不是熹宗，他这次是真的要对自己下手了。他想故技重施，跑到崇祯面前哭求，可崇祯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你在宫里待了这么久，也该歇歇了，回老家去吧。”
启七年十一月初，魏忠贤带着几十个随从，离开了他待了二十多年的紫禁城。他坐在马车上，看着路边的风景，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自己当年从肃宁来北京时，只是个一无所有的赌徒；靠着自阉入宫、攀附客氏，他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可如今，那些生祠、那些党羽、那些“九千九百岁”的称呼，都成了过眼云烟。走到河北阜城时，他收到了崇祯的圣旨——圣旨里列举了他的种种罪状，从“擅权乱政”到“秽乱宫闱”，最后下令把他抓回北京，严加审讯。
魏忠贤拿着圣旨，手不停地发抖。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回北京，等待他的肯定是凌迟处死。当晚上，他住在阜城的一家客栈里，想起了客氏——听客氏被赶出宫后，已经被崇祯下令打死了；想起了那些被他害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他们的冤魂，仿佛就在眼前。他从包袱里拿出一根绳子，挂在房梁上，随着一声闷响，魏忠贤的身体悬在了半空郑这个曾经让整个大明王朝为之颤抖的权宦，最终以自缒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死后，崇祯下令磔其尸，查抄他的家产，结果抄出了白银两千多万两、黄金百万两，还有无数的珍宝——这些财富，都是他从百姓身上刮来的，从大明的国库里偷来的。
崇祯还下令拆毁全国各地的魏忠贤生祠，把魏忠贤的党羽一个个抓起来处死或流放，史称“钦定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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