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一支轻装简从的队伍正南下赶路。为首者身着青色官袍，面容刚毅，正是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他此行肩负着道光帝“根除鸦片流毒”的重托，目的地是鸦片走私最猖獗的广东。“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在临行前的奏折中写下的这句誓言（《林则徐集·奏稿》）。三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在此展开，数百万斤鸦片化为烟渣，沉入伶仃洋，这一壮举如惊雷般唤醒了沉睡的国民，也为近代中国抗击外侮写下了悲壮的开篇。
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清廷内部围绕“禁烟”的争论已到白热化。黄爵滋“重治吸食”的奏折引发朝野热议，林则徐在湖广禁烟的成效更让道光帝看到希望。十二月，道光帝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从凌晨至深夜，详询禁烟方略。林则徐直言：“鸦片走私，根在洋商，次在官贪，若不严惩，祸国殃民。”他提出“先塞其源，后禁其流”的策略：第一步迫使英商交出囤积鸦片，第二步严查国内吸食与贩卖，第三步整顿海防，防止鸦片再入（《林则徐年谱》）。
道光帝深以为然，破格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办理广东海防，查办鸦片事宜”，并特准“节制广东水师，调度全省文武官员”（《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九）。这一任命打破了清代钦差大臣“不得干预地方军政”的惯例，足见朝廷对禁烟的重视。当时朝野对林则徐寄予厚望，曾国藩写道：“林公素有清名，敢任事，粤省禁烟，唯其可成。”
林则徐深知此行凶险。鸦片贸易背后是英商的巨额利益、广东官员的腐败网络，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国损主权”。临行前，他将家人托付给友人，带了两名精通英语的翻译（袁德辉、梁进德），并秘密收集西方书籍、报纸，编译《四洲志》，为了解“夷情”做准备。他在给友饶信中坦言：“此行母汤火，若能为国家除此大患，虽死无憾。”（《林则徐书简》）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码头上，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率文武官员迎接，而远处的十三行商馆内，英商听闻钦差大臣已至，边将部分鸦片转移至伶仃洋的趸船，企图拖延敷衍。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铁腕禁烟：
-切断腐败链条：他先以“观风试”为名，召集广州各级官员考试，考题暗藏对鸦片走私的调查（如“鸦片来源”“受贿官员姓名”），迫使官员坦白；随即下令将“与英商勾结最密”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停职，震慑了一批观望的官员。
- 传讯洋商施压：次日，林则徐传谕十三行洋商，限令英商三日内交出所有鸦片，并出具“永不再贩”的甘结（保证书），否则“封舱停市，驱逐出粤”。他特别指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 分化瓦解势力：英商起初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面抵制，声称“鸦片乃私人财产，政府无权干涉”，并怂恿英商拖延。林则徐识破其伎俩，下令封锁十三行商馆，断绝水粮，撤走中国雇员，迫使义律就范。商馆内“英商缺水少食，怨声载道”，义律不得不妥协，于二月十四日（3月28日）承诺交出鸦片。
这场对峙中，林则徐展现了既强硬又灵活的策略。他对“愿具甘结”的美商、葡商“照常贸易”，孤立英商；对配合禁烟的十三行总商伍秉鉴，虽因其曾参与走私而斥责，但仍允许其协助交涉。邓廷桢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称赞：“林公运筹帷幄，恩威并施，夷人始知畏惧。”（《筹办夷务始末》卷七）
至当年四月初，英商共交出鸦片箱（其中美国商人也交出1540箱），合计约237万多斤。如何处置这批鸦片？道光帝最初谕令“解京验明销毁”，但林则徐考虑到“路途遥远，恐有偷换”，建议“就地销毁”，获朝廷批准。经过反复研究，他选定东莞虎门的海滩作为销烟地点——此处地势开阔，靠近海口，便于民众观瞻，也可防止鸦片偷运。
销烟的方法经过精心设计：在海滩挖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池子，底部铺石板，四周钉木板，池前开涵洞通海，池后设水沟引入淡水。销毁时，先将海水引入池中，加入石灰，再将鸦片切碎投入，“石灰遇水沸腾，鸦片随之消融”，待退潮时打开涵洞，“烟渣随浪入海，再用清水冲洗池底，不留丝毫”（《林则徐日记》）。这种方法比“火烧”更彻底。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清晨，当地百姓、文武官员、甚至外国商人（受邀参观）齐聚海滩。林则徐身着官服，亲自主持仪式，一声令下，兵勇们将鸦片投入池中，顿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池中泡沫翻腾，腥臭之气弥漫数里”（《夷氛闻记》）。围观百姓“欢呼雀跃，声震海滩”，有人跪地叩拜，称“林公为民除害，功德无量”。
销烟持续了23，至五月十五日（6月25日）结束，237万多斤鸦片全部销毁。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现场记载：“中国饶认真态度令人钦佩，他们销毁鸦片的过程毫无破绽，足以证明其禁烟的决心。”（《中国总论》）英国商人则在报告中承认：“这是对英国商业利益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女王陛下权威的挑战。”
虎门销烟的消息传遍全国，犹如一剂强心针，唤醒了麻木已久的社会。
广东各地百姓“焚香放炮，庆祝烟患清除”，广州街头出现民谣：“林公来，鸦片无，民安乐，国富强。”（《清稗类钞·外交类》）江南文人集资刻印《林钦差禁烟纪实》，将林则徐比作“当代岳飞”；湖南乡绅组织“拒烟会”，誓言“不与贩烟者往来”；甚至偏远的四川、甘肃，也出现了“仿虎门法”销毁鸦片的行动。
士大夫阶层深受震动。魏源在《圣武记》中写道：“虎门销烟，洗百年之垢辱，振万民之精神，自古驱夷未有如此之勇烈者。”他专程赶往广东，协助林则徐编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等年轻官员则将销烟视为“王朝复兴之兆”，呼吁“以林公为榜样，整饬吏治，振兴国力”。
国际社会也给予很大关注。法国《快报》报道：“中国钦差大臣以惊饶魄力摧毁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鸦片，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美国《纽约时报》虽站在英国立场，仍承认“林则徐的行动是合法的，符合中国禁止毒品的法律”。
销烟的震撼力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它打破了“洋商不可得罪”“鸦片无法禁绝”的论调，证明只要朝廷决心坚定、官员廉洁奉公，便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正如林则徐所言：“民心可用，若能唤起民力，虽夷狄亦不足惧。”（《林则徐集·奏稿》）这种对“民心”的重视，成为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精神资源。
虎门销烟的壮举，在英国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它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推动战争的借口。
英商在广州的损失被夸大上报，伦敦的纺织业、航运业资本家联名向议会施压，声称“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的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赔偿鸦片损失，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巴麦尊本就主张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他在给义律的密令中写道：“中国的行为是对英国主权的侮辱，应派遣舰队前往中国，索取赔偿，订立条约。”（《英国蓝皮书》）1839年10月，英国议会就“是否对华开战”进行辩论，主战派以“保护贸易”“报复侮辱”为由获胜，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战争决议。
此时的林则徐已敏锐察觉到战争威胁。他在销烟后立即着手整顿海防：加固虎门炮台，增修靖远、威远等炮台，添置大炮；招募渔民、疍户组成“水勇”，教授“火攻之法”（以船携带炸药冲撞敌舰）；在珠江口设置木排、铁链，阻挡敌舰闯入。他还发布《谕英吉利国王檄》，斥责英国“以鸦片害我百姓”，同时表明“若能改悔，仍可通商”（《林则徐集·文录》），试图以理服人。
但清廷的多数官员仍沉浸在“朝上国”的迷梦郑道光帝在接到销烟捷报后，竟谕令“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逐步驱逐英商，不必急于用兵”，甚至认为“英夷不过跳梁丑，不足为惧”。这种盲目乐观，为后来的战争失败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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