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崇文门外的刑场已经围满了人，人群里有人在抹眼泪，有人在低声咒骂，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刑场中央那个穿着囚服的老者——兵部尚书于谦。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带着几道被狱卒打的血痕，但脊背挺得笔直，像他当年镇守的德胜门城楼一样，没有丝毫弯曲。
三前，石亨、曹吉祥带着锦衣卫闯进了于谦的府邸。当时于谦正在灯下批阅边防文书，见他们带着镣铐进来，只是淡淡地问：“我何罪之有？”石亨冷笑：“于大人，太上皇复位了，你当年拥立景泰帝，就是死罪！”于谦放下笔，指着桌上的奏疏：“这是我刚写的，建议加强宣府、大同的防务，你们先呈给陛下吧。”完坦然戴上镣铐，没有一句辩解。
消息传到朝堂，不少大臣都急了。大学士王文跟于谦一起被抓，他在狱中大声喊冤：“我们有卫国之功，怎么成了罪人？”于谦劝他：“喊什么，这是石亨他们的主意，辩解没用。”有个叫薛瑄的御史想为于谦话，刚开口就被石亨打断：“薛御史是想跟于谦一起谋反吗？”薛瑄气得浑身发抖，却再也不敢作声。
英宗其实也犹豫过。他知道于谦有功，北京保卫战时，如果不是于谦力主抗战，拒绝南迁，大明江山早就没了。有他跟李贤：“于谦确实有功，杀了他，下人会骂我吧？”李贤回答：“陛下，于谦是忠臣，但不杀他，‘夺门’就师出无名了。”这句话戳中了英宗的痛处——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全靠否定景泰帝的统治，而于谦是景泰朝的支柱，不扳倒他，自己复位就名不正言不顺。
石亨、曹吉祥趁机罗织罪名，于谦“勾结景泰帝，想立襄王之子为太子”，还伪造了一份“罪证”——其实就是于谦当年反对南迁的奏疏。他们把奏疏呈给英宗，：“你看，于谦早就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了！”英宗看着奏疏上“社稷为重，君为轻”九个字。这句话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时的，当时为了稳定人心，他国家比君主重要，现在却被当成了“大逆不道”的证据。
刑部尚书俞士悦奉命审案，他实在找不到于谦谋反的证据，就跟石亨：“于大人没有罪啊。”石亨骂道：“你想包庇他吗？就按‘谋逆’定罪，陛下自有圣断！”最终，判决书上写着“于谦、王文等谋立外藩，凌迟处死”。英宗看了，叹了口气，改成“斩首”，算是留了全尸。
行刑那，崇文门内外挤满了百姓。有个卖材老汉，把担子往地上一放，哭着：“于大人是好人啊，当年瓦剌兵围北京，是他带着咱们守城，才保住了北京！”人群里有人喊：“不能杀于大人！”石亨派来的锦衣卫挥舞着鞭子驱赶，却怎么也赶不散。于谦走上刑场，望着远处的德胜门，那里曾是他指挥大军击退瓦剌的地方，他高声吟诵起自己写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希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声音朗朗，响彻京城。
刀落下的那一刻，空突然响起一声炸雷，明明是寒冬腊月，却下起了瓢泼大雨。百姓们都，这是老在为于谦鸣冤。有个叫陈逵的官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偷偷收敛了于谦的尸骨，葬在杭州西湖边——那里是于谦的故乡。后来有人在墓前立了块碑，刻着“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于公之墓”，旁边还有副对联：“血不曾冷，风孰与高”，的就是他的忠诚与气节。
于谦死后，石亨等人还不解气，抄了他的家。可抄家的士兵们翻遍了整个府邸，除了几件旧衣服、几把剑和一堆书籍，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樱有个老兵想起当年北京保卫战时，于谦每只吃糙米饭，穿打补丁的衣服，把朝廷赏赐的钱都分给了守城的士兵，忍不住哭了。《明史·于谦传》里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连抄家的锦衣卫都觉得心酸。
成化元年（1465年），英宗的儿子宪宗即位，第一时间就为于谦平反，恢复了他的官职，还赐了“肃愍”的谥号。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又改谥号为“忠肃”，在杭州和北京都建了“于谦祠”。
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后来成了千古名言。它告诉人们，国家的利益比君主的权力更重要，这也是于谦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支柱。虽然他被冤杀，但历史最终给了他公正。就像《明史》里评价的：“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百世之下，凛然犹生。”
很多年后，有个叫袁枚的诗人来到西湖于谦墓前，写下一首诗：“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把他和岳飞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为国为民、含冤而死的忠臣。而崇文门那个曾经流过他鲜血的地方，后来立了块“忠肃公殉难处”的石碑，过往的行人经过，都会停下脚步，深深一拜——这一拜，拜的不仅是一个冤死的忠臣，更是一种“宁折不弯、舍身取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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