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辛未日，梁州刺史周访去世了。周访特别擅长安抚和接纳手下人，大家都愿意为他拼命。他早就看出王敦有不臣之心，私下里常常气得咬牙切齿。所以在周访活着的时候，王敦一直没敢造反。王敦派从事中郎郭舒去监管襄阳的军队，皇帝则任命湘州刺史甘卓为梁州刺史，让他都督沔北的各项军事，镇守襄阳。郭舒完成任务回来后，皇帝征召他为右丞，可王敦却把他扣下不放人。
后赵王石勒派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步兵和骑兵去攻打徐龛，徐龛没办法，把老婆孩子送去当人质，请求投降，石勒答应了他。蔡豹当时驻扎在卞城，石虎准备攻打他，蔡豹赶紧退守下邳，结果还是被徐龛打败了。石虎带兵在封丘筑城后就回去了，还把三百户士族迁到襄国的崇仁里，专门设置公族大夫来管理他们。
后赵王石勒执法特别严格，尤其忌讳“胡”这个字。宫殿建成后，开始设立了宫门的门禁。有个喝醉酒的胡人骑着马，直接冲进了止车门。石勒超级生气，就责怪宫门执法冯翥没看好门。冯翥吓得要命，一紧张忘了忌讳，回答：“刚才有个喝醉酒的胡人，骑着马就冲进来了，我使劲呵斥阻拦他，可根本没法跟他沟通。”石勒听了笑着：“胡人确实不好沟通。”虽然生气但也没怪罪冯翥。
石勒让张宾负责选拔人才，一开始定了五品，后来又改成九品。他命令公卿和州郡每年都要推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这些方面的人才各一名。
西平公张茂立哥哥的儿子张骏为世子。
蔡豹战败后，打算回建康请罪，北中郎将王舒拦住了他。皇帝听蔡豹退兵，就派使者来抓他。王舒夜里派兵包围蔡豹，蔡豹以为是别的敌人来攻打，带着手下就反击；听到是有诏书，才停下来。王舒抓住蔡豹送到建康，这年冬十月丙辰日，蔡豹被斩首。
皇帝刚开始在江东镇守的时候，王敦和堂弟王导齐心协力辅佐拥戴他，皇帝也对他们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王敦负责军事征讨，王导掌管机要政务，王氏家族的子弟们都分布在重要职位上，当时人们都：“王与马，共下。”后来王敦觉得自己功劳大，而且家族势力强盛，就越来越骄傲放纵，皇帝对他又怕又讨厌。于是皇帝拉拢刘隗、刁协等人作为心腹，逐渐削弱王氏家族的权力，王导也慢慢被疏远。中书郎孔愉向皇帝陈述王导忠诚贤能，有辅佐创业的大功劳，应该继续重用；结果皇帝把孔愉调出京城，去当司徒左长史。王导倒是看得开，坦然接受，很淡定，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在兴衰之间处理得很好。但王敦心里就更不爽了，从此和皇帝产生了矛盾。
当初，王敦征召吴心沈充做参军，沈充又向王敦推荐了同郡的钱凤，王敦就让钱凤当了铠曹参军。这两人都特别会谄媚，而且凶狠狡猾，他们知道王敦有不轨的想法，就暗中支持，还帮着出谋划策。王敦对他们特别宠信，这两饶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王敦给皇帝上疏，为王导喊冤，言辞里充满了怨恨。王导把奏疏封好又还给王敦，王敦又派人把奏疏送上去。左将军谯王司马承，为人忠厚，品行又好，皇帝很信任他。有夜里，皇帝把司马承召进宫，把王敦的奏疏给他看，：“王敦凭借前些年的功劳，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够可以的了；可他还贪得无厌，居然出这样的话，这可怎么办啊？”司马承：“陛下您要是不早点制裁他，拖到现在，王敦肯定会成为祸患。”
刘隗给皇帝出主意，要安排心腹去镇守地方。正好王敦上表，请求让宣城内史沈充代替甘卓当湘州刺史，皇帝就对司马承：“王敦的奸逆之心已经很明显了，照这形势发展下去，我离当晋惠帝那样的傀儡皇帝也不远了。湘州占据长江上游的险要地势，又是三州交汇的地方，我想让叔父您去镇守，您觉得咋样？”司马承：“陛下下了诏书，我肯定尽全力去做，哪敢推辞呢！不过湘州刚经历了蜀地贼寇的侵扰，民生凋敝，如果我到任，得等三年时间，才能组织起军事力量；要是时间不够，就算我粉身碎骨，也没什么用啊。”十二月，皇帝下诏：“晋朝建立基业，任用方镇官员，向来是皇亲与贤能并用，现在任命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长沙的邓骞听这事儿后，感叹道：“湘州的灾祸，恐怕就从这儿开始了！”司马承去上任，走到武昌的时候，王敦请他吃饭，席间王敦对司马承：“大王您一直是文雅之士，我担心您不是当将帅的料啊。”司马承：“您还不了解我呢，再钝的刀也能割一下东西吧！”王敦对钱凤：“他都不知道害怕，还硬装好汉大话，可见他没什么军事才能，成不了什么事。”于是就放司马承去湘州上任了。当时湘州土地荒芜，官府和百姓都很穷困，司马承自己带头勤俭节约，全心全意安抚百姓，很有能干的名声。
高句丽来侵犯辽东，慕容仁迎战，把高句丽打得大败，从这以后，高句丽再也不敢侵犯慕容仁的地盘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东晋初年与后赵政权的并行发展，字里行间暗藏着政权更迭中的权力逻辑、人性博弈与制度探索，既展现了乱世中个体命阅浮沉，也揭示了王朝兴衰的深层密码。
忠臣之死与权臣崛起：东晋的权力裂痕
梁州刺史周访之死，成为东晋权力平倾斜的关键节点。这位善于笼络人心、让士兵甘愿效死的将领，因其对王敦不臣之心的警惕，成为权臣专权的隐形枷锁——“敦由是终访之世，未敢为逆”。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东晋初年“以将制将”的权力制衡现实：当忠诚且有实力的军事力量存在时，权臣的野心便不得不收敛。
周访死后，王敦立刻着手布局：派郭舒监襄阳军，试图掌控军事重镇；面对朝廷征召郭舒的诏令，公然“留不遣”，挑战皇权权威。而晋元帝的应对则显露出被动与无奈——以甘卓接任梁州刺史，却难以阻止王敦势力的渗透。这种权力博弈的失衡，为后续王敦之乱埋下伏笔。
更值得玩味的是“王与马，共下”的时谚背后的权力悖论。东晋立国之初，王氏兄弟确实立下佐命之功，王敦掌军、王导掌政的格局本是皇权的支撑，却因宗族强盛、功高震主而走向反面。晋元帝引刘隗、刁协制衡王氏的举动，看似是皇权反击，实则暴露了东晋“士族政治”的结构性缺陷：皇权与士族的权力边界模糊，合作与猜忌始终并存。王导“任真推分，澹如也”的处世态度，既是个人智慧的体现，也是士族在权力漩涡中的生存策略，但这并不能消弭根本性的矛盾。
制度探索与现实困境：后赵的治理实验
与东晋的权力内耗形成对比的是，后赵王石勒在北方进行着务实的制度建设。他命张宾制定九品官制，要求公卿州郡每年举荐各类人才，这一举措打破隶纯依靠武力的统治模式，试图通过吸纳汉族官僚体系的精华来巩固政权。从“初定五品”到“更定九品”的调整，可见其对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视与完善。
但石勒的统治也充满矛盾性。“用法甚严，讳‘胡’尤峻”的规定，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既想维护本民族尊严，又不得不面对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醉胡闯宫门事件的处理堪称经典：冯翥因恐惧忘记避讳，石勒却以“胡人正自难与言”解嘲，从轻发落。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是石勒统治智慧的体现：既维护了讳“胡”的制度权威，又以宽容姿态化解了潜在的民族矛盾。
石虎攻徐龛、徙士族的举措，则展现了后赵扩张与巩固并行的策略。将三百家士族迁至襄国崇仁里并设公族大夫管理，既是对汉族精英的控制，也是吸纳其治理经验的手段，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为后赵在北方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乱世中的生存抉择
蔡豹之死堪称乱世武将悲剧的缩影。他在与徐龛的战败后本想归罪请罚，却因王舒的军事包围与朝廷的收捕诏令陷入绝境。从“帅麾下击之”到“闻有诏乃止”的转变，展现了武将在皇权与军权夹缝中的无奈。最终十月被斩的结局，不仅是对战败者的惩罚，更是东晋朝廷试图立威却又受制于权臣的象征——蔡豹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谯王承赴任湘州的经历，则凸显了忠臣在危局中的担当与困境。晋元帝将其视为制衡王敦的棋子，寄予“湘州据上流之势”的厚望；王敦则轻蔑地认为他“非将帅才”。面对“民物凋弊”的湘州，谯王承选择“躬自俭约，倾心绥抚”，在残破土地上展现治理才能。邓骞“湘州之祸，其在斯乎”的感叹，预言了这片战略要地将成为权力厮杀的战场，而谯王承的“铅刀岂无一割之用”的豪言，既是自我激励，也是乱世中忠臣义士的悲壮宣言。
历史镜鉴：权力、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
这段史料跨越东晋与后赵两个政权，展现了乱世治理的两种路径：东晋在士族政治的框架内艰难维持权力平衡，却因内部猜忌与权力倾轧逐渐失序；后赵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制度创新与务实策略快速崛起，却仍面临民族认同与文化融合的深层挑战。
王敦与石勒的对比尤为鲜明：前者凭借功勋与宗族势力挑战皇权，最终将东晋推向战乱；后者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注重制度建设，为后赵奠定统治基础。而周访、谯王承等忠臣的存在，则证明了个体道德操守在乱世中的价值，尽管他们难以扭转历史洪流，却以生命诠释了忠诚与担当的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政权建设的核心命题：权力制衡需要制度保障而非个人威慑，人才选拔需要体系支撑而非临时举措，民族融合需要文化包容而非刻意避讳。这些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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