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庚午年）
夏五月，朝廷让征西将军郭淮当了车骑将军。
早先呢，会稽的潘夫人特别受吴王宠爱，还生了儿子孙亮，吴王对这孩子喜欢得不校全公主跟太子孙和关系不好，就想着提前给自己找个靠山，老是在吴王面前夸孙亮有多好多好，还把自己丈夫哥哥的孙女嫁给孙亮。吴王因为鲁王孙霸拉帮结派去害他哥哥，心里对孙霸也挺厌恶，就跟侍中孙峻：“孩子们不和睦，大臣们也分成好几派，这就跟以前袁绍家似的，最后得衰败，被下人笑话。要是就立一个缺太子，怎么能不乱套呢！”于是就有了废掉孙和、立孙亮为太子的想法，不过这事儿他也琢磨了好几年，一直没下定决心。孙峻是孙静的曾孙。
到了秋，吴王终于把太子孙和给软禁起来了。骠骑将军朱据劝道：“太子可是国家的根基啊，而且孙和这孩子生性仁爱孝顺，下人都很拥护他。以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话，申生就没了；汉武帝相信江充，戾太子就蒙冤而死。我真担心太子承受不住这打击，到时候就算您再建个思子宫，也来不及了！”吴王根本不听。朱据和尚书仆射屈晃带着一帮将领和官吏，把自己绑了，头上还顶着泥，连着好几到宫门外，请求吴王放过孙和。吴王登上白爵观，看到这场景，心里特别不爽，就命令朱据、屈晃他们“别没事瞎折腾”。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也各自上书，言辞激烈地劝谏，朱据和屈晃更是坚持不停地劝。吴王这下可气炸了，直接把陈正、陈象灭族。还把朱据、屈晃拖进大殿，这两人还是不停地劝，磕头都磕得流血了，语气坚决得很。吴王气得用棍子各打了他们一百下，还把朱据降职成新都郡丞，把屈晃赶回了老家，其他因为劝谏而被杀或者被流放的官员有好几十个。最后，吴王把太子孙和废成了老百姓，流放到故鄣，还赐鲁王孙霸死。把杨竺也杀了，尸体扔到江里，又杀了全寄、吴安、孙奇，这些人都是因为帮着孙霸孙和坏话才遭此下场。当初，杨竺年轻的时候名声还不错，但是陆逊就觉得他最后肯定得倒霉，还劝杨竺的哥哥杨穆跟杨竺断绝关系。等杨竺倒台，杨穆因为多次劝诫杨竺，这才没被牵连致死。朱据还没到新都上任呢，中书令孙弘拿着诏书追上去，赐他死。
冬十月，庐江太守谯郡人文钦假装叛变，想引诱吴国的偏将军朱异，让朱异亲自带兵来接他。朱异看穿了他的把戏，就向吴王报告，不能去接文钦。吴王：“现在北方还没统一，文钦要是真心想归顺，咱们应该接纳他。要是怀疑他有诈，那就想办法设个圈套，多派点兵防备着就校”于是就派偏将军吕据率领两万人，和朱异一起到北方边境，文钦果然没投降。朱异是朱桓的儿子，吕据是吕范的儿子。
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去世。
吴王正式立儿子孙亮为太子。
吴王派十万大军在堂邑修筑涂塘，想用水淹了北边的道路。
十二月甲辰日，东海定王曹霖去世。
征南将军王昶上奏：“孙权把好大臣都流放了，太子和其他儿子争来争去，咱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攻打吴国。”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就派新城太守南阳州泰去袭击巫县、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带兵向夷陵进发，王昶则率军攻打江陵。王昶用竹子编了个桥，渡河去进攻，吴国大将施绩吓得连夜逃进江陵城。王昶想把施绩引到平地上再打，就先派五支军队沿着大路假装撤退，让吴国人看见，好让他们高兴；又把缴获的铠甲、马匹、首级围着江陵城摆了一圈，故意激怒他们，还设下了伏兵。施绩果然上当来追，王昶就跟他打了一仗，把施绩打得大败，还杀了他的将领钟离茂、许旻。
蜀汉的姜维又去攻打西平，但是没打下来。
评论
嘉平二年（公元 250 年）的历史舞台上，魏吴两国的政治风波与军事博弈交织上演，勾勒出三国中后期权力更迭的复杂图景。这一年的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东吴的国运走向，更折射出封建王朝权力传承中的永恒困境。
东吴的储位之争在这一年达到白热化。孙权晚年在太子和与鲁王霸之间的摇摆不定，最终演变为惨烈的政治清洗。从史料记载来看，这场争斗的根源既是权力继承制度的缺陷，也是帝王权术失衡的必然结果。孙权明知 “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却长期在废立问题上 “沉吟历年”，这种犹豫观望助长脸争气焰。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废黜太子和、赐死鲁王霸时，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政治创伤。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等饶死谏，不仅未能挽回局势，反而触发了更残酷的镇压，“群司坐谏诛放者以十数”，这场风波几乎摧毁了东吴的官僚体系中坚力量。
在这场储位之争中，人性的复杂与政治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全公主为自保而结好少子亮，杨竺因党附鲁王霸而遭族诛，陆逊早有先见之明劝杨竺兄长与之别族，这些细节揭示了权力游戏中个体命阅脆弱。孙权作为决策者，既担忧 “袁氏之败”，却又亲手制造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其晚年的多疑与刚愎，为东吴的衰落埋下伏笔。废太子和为庶人、赐死鲁王霸的极端手段，虽然暂时结束了储位之争，却也削弱了皇权根基，开启了东吴后期权臣专政的隐患。
军事层面的博弈同样暗流涌动。庐江太守文钦的伪叛之计与东吴的应对策略，展现了三国对峙时期的军事谋略较量。吴主孙权虽然在储位问题上表现出决断力的缺失，但在军事决策上仍保持着清醒，“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 的部署显示其老谋深算。而朱异识破诈降的洞察力，也反映出东吴将领的军事素养。这场未遂的诈降事件，成为魏吴边境长期拉锯的缩影。
年末曹魏征南将军王昶的伐吴行动，更凸显了政治动荡带来的军事契机。“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击吴” 的判断，精准把握了东吴内耗后的虚弱状态。王昶 “引竹絙为桥”“设伏兵以待之” 的战术部署，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最终大破吴军斩获钟离茂、许旻，成为曹魏对吴作战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削弱了东吴的军事实力，更暴露了其内政不稳带来的连锁反应。
纵观嘉平二年的历史事件，东吴的储位之争与曹魏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三国后期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节点。孙权晚年的决策失误，不仅导致内部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更给了曹魏可乘之机。而蜀汉姜维 “复寇西平不克” 的记载，则暗示了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进取乏力的困境。这一年的历史，既是权力斗争的悲剧重演，也是王朝兴衰规律的生动注脚，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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